罗瑞卿轻声请示：“总理，我看是不是派一个排守灵啊？”
    周恩来想了一下：“我看不用一个排，一个班就可以了。”
     当天下午，革命公墓就来了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后来改为公安人员，增加到16人），从此，这些战士日夜伴着任弼时的英灵，直至1955年部队撤出。
     贺龙的骨灰盒孤零零地在老山骨灰堂地下室放了六年；迟到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连鞠七躬在八宝山骨灰堂正一室正面，贺龙元帅的骨灰盒安放在最上一层的中间，这位八一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的骨灰盒，恰好安放在第81号。这具骨灰盒与左邻右舍没啥两样，棕红色的楠木外罩，上面覆盖党旗，正面镂刻着主人的诞日和逝日，还有悼词。所不同的是，这是一具迟到的骨灰盒，整整迟了6年，而且应该镶嵌遗像的地方，镶的是一帧工作照——贺龙惨逝在一个无法照遗像的时候和地点。
     1969年6月9日的晚上，一辆车身蓝白相间的中型灵车顺着长安街由西向东奔驰。车上除了司机，还坐着八宝山殡葬处副处长彭志刚和火化厂副主任王锋。
     此时，彭志刚和王锋表情严肃，谁也没说话。他们要去执行一项非同一般的政治任务。“文革”中，不少老干部被迫害屈死。职位越高，名气越大的，造反派就越怕外界知道，往往是用白布裹起尸体或用尸袋一装，悄悄地送到八宝山，死亡证上也不写姓名，有也是化名或编号。通常由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的人监烧，看着工人们把尸体送进炉，点着火才离开，最后骨灰也不知弄到哪里去了。而这种事，总被冠冕堂皇地冠以政治任务的名目。逢有政治任务，群众都要回避，由党员和干部执行，并要遵守严格的纪律，不许对外人透露消息。
     灵车在兵马司胡同一个古朴的朱漆大门前停了下来。查验了证件后，三人来到西屋。屋里只有一张用两条板凳支着的部队战士睡的狭窄床板。床上停放着一具尸体，已用白布单从头到脚地裹了个严严实实，两头用绳子扎好。不知为什么，三人感到心里发冷，身上发紧。
     三个人用担架抬着白布单包裹的遗体，送入灵车后部。几个军人也跟着坐进了灵车。两辆吉普车一前一后，把灵车“护送”到了八宝山。
    已近午夜12点，灵车一直开到火化车间的门口。彭志刚三人把遗体抬进车间，放在运送尸体的轨道车上。
     “没事了，你们休息去吧。”为首的军人客气地对彭志刚说。话虽客气，也无疑是不容违背的逐客令。为了保密起见，这类政治任务各业务环节的人是不让互相照面的。接尸的、火化的、收骨灰的各负其责。
    就这样，孤寂的八宝山神秘地送走了一位既无亲人、又无战友相送的死者。
     两天之后，两个军人来到八宝山业务科办理骨灰存放手续，骨灰证上写的死者名叫王玉，其他几栏都是空白。他们点名要将骨灰存放在老山骨灰堂。承办人员以为是军人亲属或是普通军人，就按顺序存放在了地下室里。
     1975年6月初的一个日子，八宝山火化管理处副处长赵玉亭的办公室里来了两个人：专门负责部队大军区级以上高级领导在北京去世的后事的军委办公厅石科长，中央专案组一办的一位同志。
    赵玉亭找来业务科长赵德路，叫他陪这两位到老山骨灰堂取骨灰。
     赵德路怀疑自己听错了。来取骨灰的人又是中央又是军委的，死者肯定是高级领导，可骨灰怎么没放入革命公墓骨灰堂，却放在平民百姓存骨灰的地方？
    他们来到老山骨灰堂。在地下室西边一排贴墙而立的骨灰架前，工作人员弯腰从架子最底层取出一个七块钱的骨灰盒交给赵德路。
     赵德路接过骨灰盒有些不太相信，这骨灰盒能是大人物用的吗？再次核对过骨灰证，确认无误后，石科长把骨灰盒放在走廊下的石凳上，写下一张纸条：今收到中央专案组一办交来王玉（即贺龙）骨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