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结束后，日本客人握着邓小平的手充满感情地说：“为了中国的繁荣、亚洲的繁荣和日中友好，希望你健康长寿！”邓小平用力地握了一下手，含笑点点头表示感谢。日本客人刚一离去，记者们就围上来要求合影。邓小平欣然同意,并幽默地说：“好,这比会见外宾要轻松多了。”大家边笑着边说：“这也是你最后一次会见正规记者。”大厅内一片欢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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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江默默地承受批判。与他的同学和同事相比，他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他没有被清洗、流放或监禁。他有两个救命的优势：他生在一个“红色”的家庭；他专注于科学研究。用“文革”的语言来说，他是属于“靠边站”，而不是被“打倒”。
             本文摘自：《江泽民传》，作者：[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江泽民设法在“反右”运动和“大跃进”中幸免，相对而言安然无恙。到了1962年，他所有的考虑都集中于未来。促成他的调动的又是汪道涵。两人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江每次因公出差去北京，都会拜访汪夫妇。汪当时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随着经济开始复苏，他想让江泽民离中枢更近一些。汪把36岁的江从长春调到上海，让他担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这是一个需要他的管理与技术技能的职位。
     “在那里工作的有700多人。”曾培炎回忆说。曾在同一年进入该研究所，几十年后，他成为江主席最重要的部长之一。“年轻人和技术人员都喜欢同江交流。他是个组织者，又是个专家。他经常到我们实验室来，了解我们的研究工作进展如何。”
     汪还安排江的妻子王冶坪在同一研究所担任总务秘书。此后的20年里，她的职务不断提升，直到担任研究室主任。在工作中，她非常热情并且很低调，下班后就赶紧回家照顾家庭。
     在当时遭受“大跃进”破坏的中国，上海算是一个相对繁荣的“孤岛”。尽管如此，生活还是很艰辛。虽然江被提拔了，他拿的工资还是很低。他和妻子每天自己带午饭，送孩子上学，坐公共汽车上班。他们要一周数次设法排上最短的队购买生活必需品。不过，江的新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新职工宿舍分到了一套现代化的两居室公寓房。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房子曾是他们家庭的梦想，他们将在这套公寓中住上20多年。
     人们充满乐观，看来，那些破坏性的政治运动似乎终于退潮了。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领导的党的务实派在与激进的“左派”分子的斗争中越来越有魄力。刘在1959年接替了毛担任国家主席。（在中国，“左”和“右”的政治标签，就其在“保守派”或“自由派”方面的意义而言，跟在美国的情形正相反。“左派”是保守派，他们力图维护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推行的政治控制。右派是自由派，他们力图改变现行体制，以使其更符合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政府。终其一生，邓小平既与极左也与极右作斗争。继承他的事业的江泽民也将如此。）1962年2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国家的灾难局面只有三分属于天灾，另外的七分属人祸。包括毛和刘在内的很多高级领导人作了自我批评。邓将问题归咎于经验不足，他说所有人都有责任。毛继续被尊崇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他在那次会议上表现出反常的顺从，但这些批评很可能已经激怒了他。4年以后，毛发动了对刘和邓的斗争，但当打倒这两人的时候，也几乎毁掉了整个国家。
     而在当时，人们试图采用务实的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最具革新精神的领域之一是由刘少奇的门生薄一波所领导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他营造了以工作成绩为奖惩依据的环境，像江泽民这样的人可以在这种环境中崭露头角。
     “江在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展国际合作，”沈永言回忆说，他在江到任后不久看望了江，“他说所长对这方面不感兴趣。”江泽民热爱学习语言，尤其是英语，加之思想开放，好奇心强，真是很有天赋。他访问了很多国家，他的国际视野开始形成。
     1965年，一机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科技会议，江被选为代表团成员。由于中日没有外交关系，因此两国没有直飞的航线，代表团要途经香港。江对这个岛屿的繁荣与迅猛发展印象深刻。香港所有的行业———纺织、电子、航运、房地产和旅游业———都欣欣向荣。香港的出口额相当于中国大陆出口额的6倍之多！它跟上海的差距之大令人吃惊，而上海还被认为是中国的商业中心。岛上精致的百货商店及现代化的摩天大厦让江了解到一个中国的城市可以达到怎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