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月笙（1888年——1951年），男，原名杜月生，后由章太炎建议，改名镛，号月笙，江苏川沙人（今上海浦东新区），是近代上海青帮中的一员。 1902年，杜月笙进入时为青帮上海龙头的黄金荣公馆，负责经营法租界的赌场“公兴俱乐部”。 1925年7月，杜月笙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鸦片提运。1927年4月，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 1929年，杜月笙任公董局华董，这是华人在法租界最高的位置。1929年，杜月笙创办中汇银行，涉足上海金融业。 杜月笙，1888年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厅（今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南杜家宅。四岁以前，父母相继去世，先后由其继母和舅父商庆国养育。 杜月笙十四岁时，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由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进入时为青帮上海龙头的黄金荣公馆。杜月笙得到黄金荣的信任，负责经营法租界的赌场“公兴俱乐部”。后杜月笙纠合同伙，勾结军阀，贩卖鸦片。 如果蒋介石崛起过程中，少掉了杜月笙，少了清帮、军统局，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蒋介石果真递过“红帖子”(即投门生帖子)，拜在清帮门下吗?蒋介石的“红帖子”究竟是递给了黄金荣还是杜月笙?蒋介石拜入清帮的“红帖子”最后为何不翼而飞?杜月笙究竟何事和蒋介石渐行渐远?杜月笙为何大骂蒋介石拿他当夜壶? 一九四九年杜月笙为什么不愿意跟随蒋介石父子到台湾?昔日被称“上海皇帝”的杜月笙，长孙杜顺安(其父即为杜月笙长子杜维藩)现身说法，回忆他的祖父晚年种种，并解开几许历史谜团。下文即为杜顺安向笔者作的口述内容摘要。 抗战爆发，国民党军上海保卫战失利以后，祖父避居香港，我们一家人也追随祖父避秦于香江。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攻陷香港，祖父又被迫离开香港远走重庆。祖父的情报管道十分灵通，早在日本人准备攻占香港之前，就得知日本人要动手了，日本人出兵之前，他就先一步离开香港，去了大后方。祖父之所以消息灵通，与其手下和日本黑龙会成员交往，颇有关系。黑龙会早在战前即介入日本政府内部，在军部里面，黑龙会的组织非常活跃，祖父手下的朋友们和这批日本帮会成员，很早就结识。 祖父去重庆之后，父母亲也在日军大肆搜捕之际，逃往重庆，由于时间非常仓促，为了避人耳目，他们化妆成普通老百姓的模样，那时根本己无车船飞机可搭，只好连夜步行逃离香港，潜往大陆。由于担心带孩子走，在路上诸多不便，父母叮嘱两位保母照顾我和弟弟，把我们两兄弟暂时留在香港。 日本占领香港那年，我才五岁，刚上幼儿园，弟弟四岁。为了逃避日本军警追捕，保母带着我们两兄弟到处躲藏，今天住这个朋友家，明天住另外的朋友家，遇有风吹草动，马上又得搬家，不敢长久待在一个地方。一则是要躲日本军警，二则是保母身边恐怕钱也不多，没钱住好地方，我们两兄弟甚至跟着保母住过公寓房子的楼梯口，就在狭窄的空间里，将就找块空地，在地上铺被单床垫，休息过夜。 日本人晓得杜月笙有两个孙子流落香港，他们到处找我们的下落，目的是要以我们兄弟俩作为和祖父谈判要挟的筹码。最后，日本人还是发现了我们的行踪，日军派了一名大佐，把我们送到一艘日本军舰上，走进船上的官长舱房，日本兵命令我们两个小孩子跪着，不准吵闹。日本人的兵舰很特别，官长船舱铺着日本榻榻米(日式房舍室内地板铺设的厚草垫，可供席地而坐)。从这一天起，日方拿我们为人质，和远在重庆的祖父谈条件。更劲爆内幕加岳飞29世孙私人微信30748842，朋友圈文章更有料！ 我们很快被送回上海，在日本人统治之下，过了一年多。这期间，我母亲从重庆回到上海，特地来照顾我们两兄弟。战争时期棉花奇缺，然而，棉花却是制作军用被服的必要原材料，中日两国进入交战状态后，日本人没有地方买棉花，找不着货源，无计可施，日本人被迫联系我祖父，要他帮忙。我祖父这时考虑我们安危，就用包括我在内的四十六个人，为交换条件，卖了一批棉花给日本人。 日军和祖父双方事先讲好，答应我们这四十六个人送到西北，日本方面释放我们，中国方面就把日本人需要的棉花，同时送交日本军方，以为交换。日本军方派了十几名士兵，由一名少尉带队，队伍里边有两名腰间配挂武士刀的军官，一个士官长，护送我们这四十六个人到大后方，准备交给重庆方面。一位军官待人和气礼貌，还带我上城楼眺望远处的风景。另外一个军官，相貌如同凶神恶剎，连我们孩子好奇碰碰他的配刀，都被他当场喝斥。 我们一行人从上海到了南京，渡江之后，再循着淮河搭船往西北走，河岸边上有人拉纤，船才勉强逆水而上。我们一路艰辛到了宝鸡、潼关，再往西，就到了西安附近。日本人把我们送到陕西境内，某个指定的地点，日本军队的号手吹号示意要释放人质了，国民党军方面听到日军吹号，国民党军的号手也吹号响应，把满载棉花的几十部卡车往日本人的方向开来。我们四十六个人终于获得自由，这里边包括我两个叔叔，我母亲，我，还有前上海市长吴开先的女儿。我两个弟弟因为年纪太小，不方便长途跋涉，并没跟我们一道回重庆，留在了上海。当时，我一共有三兄弟，我是老大，最小的妹妹当年还没出生。 到重庆那年，我才七岁，和家人住在黄山官邸附近的一幢洋房里。那时章士钊也住在我家里，祖父以养士的方式对待章士钊。四川军阀刘航深(大军阀刘湘的亲信)的儿子，和我是小学同班同学。 胜利之后，我们回到上海，祖父不和我们住一起了，他搬到上海的国际饭店，那时国际饭店那幢大楼叫"十八层楼"，是幢大公寓房子。我和父母亲住在上海华格臬路，现在这条路已经改为宁海西路了。我们一家和张啸林家紧挨着住隔壁，张是我祖父拜把兄弟之一。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国以原子弹轰炸日本，八年抗战获得最后胜利。胜利复员前夕，一条美国兵舰悄悄地开到黄浦江外海，祖父和戴笠在这条美国兵舰上见面密晤。 戴先生何事秘密会见祖父?原来，国民党当局担心胜利后复员期间，军队、警察来不及从大后方运送到上海，接收沦陷区，担忧上海会发生青黄不接的情况，戴笠想请祖父出面，在国民党军警尚未进占沦陷区之前，清帮的兄弟能配合军统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员，暂时维持市面的秩序，并且为接收上海预作准备。 戴笠还和祖父在那艘美国兵舰上合影留念，若干年后那张照片却离奇遗失了。祖父不光是帮蒋介石、帮国民党，更帮了国家和贫苦百姓不少忙。抗战爆发，中国空军战力完全不是日本空军的对手，当时的国民党当局要我祖父发动民间捐款，组建新的空军，祖父自己先捐了购置第一架飞机的钱，为民表率。献机运动得到热烈响应，国民党空军元老因而都对祖父非常客气，像高志航、毛邦初、王叔铭这批国民党空军前辈，都很尊敬祖父。我小时候，碰到他们，这些前辈总是不约而同告诉我，多亏你祖父，热心捐输，带动民气，让空军很快能组建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