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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东汉“高招”政策为何向边疆倾斜

http://www.newdu.com 2017-08-24 历史之家 佚名 参加讨论

    
    东汉(25年—220年)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西汉、新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与西汉合称汉朝,传八世共十四帝,历经一百九十五年。因西汉又称为前汉,故东汉又称后汉。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因为人口分布不均衡,人才的分布自然也不会均衡。自古以来,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才选拔的公平,对统治者来说,一直都是个难题。
    “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脩良吏,进仕路狭。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
    这是《后汉书》记录下来的东汉和帝于公元101年所下的一份诏书。这份诏书是说,要将国家的“高招”指标向边郡人口相对较少的地方倾斜。
    自西汉武帝时确立察举制以来,以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的制度,在我国已实行两千多年。
    所谓察举制,是一种先由地方官吏考察、推荐,再由朝廷经过试用、考核,最后任命官职的人才选拔制度。察举的名目很多,其中以“孝廉”最为重要。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下诏,要求每个郡每年都要向朝廷推举孝子、廉吏各一人,是谓“孝廉”。于是,“孝廉”如同今天的高考一样,成为了两汉时期一年一举的察举常科。
    到东汉和帝之时,这项制度第一次和区域人口挂钩。经过皇帝和朝臣们的廷议,东汉政府决定,二十万人口以上的地区每年可以向中央举荐“孝廉”一名,人口超百万的大郡每年可举五名,不足二十万的小郡每两年举一名。
    这样的人才选拔当然不仅仅是“唯才是举”,更有深远的意义。余英时先生认为,“孝廉”察举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各郡之间的一条通道。“孝廉”每年从各地走进中央政府,一方面可以使朝廷在重大决策上能全面考虑各个地区的利益,同时也有助于皇帝直接了解治下每一个地区的真实情况。所以,“孝廉”的察举不能绝对“唯才是举”,而必须兼顾地区利益。
    为了将中央和地方通过各地的“孝廉”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对于人口稀少和文化落后的边郡地区,汉和帝又发布了上述诏命,刻意将“孝廉”指标向边郡倾斜,即便人口达不到二十万的边郡,也有机会每年向中央政府输送人才,从而发挥这些地区“抚接夷狄”的文化影响。
    人才选拔理所当然,应该是“唯才是举”、“择优录取”,这是一种“程序性正义”。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往往更需要“补偿性正义”。
    汉和帝将“孝廉”指标向边郡地区倾斜,便是这种“补偿性正义”的体现。边郡地区人口较少,教育资源稀缺,如果不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与夷狄部落相接的边郡,可能出现文化教育事业荒废的局面。而边郡人才向中央政府流通的渠道不畅,也不利于中央政府了解边塞的真实情况,不利于“大一统”王朝的构建和安定。
    汉和帝刘肇是东汉历史上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不过十岁,嫡母窦太后临朝称制,而窦太后的哥哥窦宪嚣张跋扈,窦氏家族把持了整个朝政。刘肇在十四岁时联合哥哥刘庆、宦官郑众和卫尉丁鸿,将整个窦氏家族一网打尽,将权力夺回到自己手中。
    汉和帝时期,东汉王朝的国力达到极盛,户籍人口有5300多万。也是在汉和帝在位期间,外戚窦宪击破北匈奴,东汉王朝重置西域都护府……
    比起这些“丰功伟绩”,公元101诏命将“孝廉”的举荐名额向边郡倾斜可谓史家匆匆一笔,后世几乎鲜有人对此圈点。然而,这道诏命对集权帝制时代的中国文教事业影响却极为深远。
    两汉的察举制度在隋唐时期发展为科举制度。到北宋之时,因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南地区转移,“西北士人”和“东南士人”为了“高招”名额曾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直至司马光在元祐年间主政后,才用“逐路取人”之法(按照不同的地域,分别考试分别录取),回到了汉和帝时期开创的将人才选拔与区域人口挂钩,兼顾区域利益上来。以后,明、清之时的进士考试则分为南、北、中卷,或分省录取。
    直到今天,我们在高考招生时,为了支持西部相对贫穷落后地区的发展,也有政策将高招指标向这些地区倾斜。这也是一种“补偿性正义”。毕竟,教育资源分布的极不均衡,大城市和中心城市对教育资源的高度垄断,加剧了区域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必然要求适当的政策补偿。
    在良性的社会中,这种“补偿性正义”应该是暂时的,通过相应政策的矫正,区域间的差距应该越来越小,直至消失。整个社会只有在追求“程序性正义”的道路上,才能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平和正义。
    然而,差不多二十年前,笔者参加高考时,还是全国统一试卷。进入大学后发现,几位来自北京的同学其录取分数竟然比我这个四川考生低了差不多一百分。那是笔者平生第一次真正切身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印象极为深刻。二十年之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变,甚至已经固化。人们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北京、上海的学生其录取分数就该远低于别的地方。
    两千年前,汉和帝下诏,“高招”指标要向边疆地区倾斜时,可没有对教育资源原本富集的长安、洛阳地区的考生实行降分录取。
    我不知道,今天,在这种“补偿性正义”和“区域性垄断”之间,要用怎样高深的政治智慧才能解读得通顺。我只知道,我们也许做不到绝对的公平,但至少,不能刻意制造不平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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