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崇祯（公元1628年—1644年）是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崇祯是统一的明朝的最后一个年号,因此明思宗是明朝的末代皇帝。 明朝败亡之后，李氏朝鲜的士族出于小中华思想，在国中仍然使用崇祯年号，如崇祯纪元后八十三年（1710年）、崇祯后再癸丑（1733年）、崇祯后百三十八年（1765年）等等，这被称作“崇祯纪元”。据此推算2016年应为崇祯纪元之389年。 关于明朝崇祯皇帝的内容如下： 1908年12月2日，帝都太和殿，大清年仅三岁的最高领导人爱新觉罗•溥仪登基大典。文武百官三跪九叩，山呼万岁，摄政王载沣跪在宝座旁，扶着自己的儿子不让他乱动。 “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冗长、沉闷的庆典让小皇帝哭闹起来。 载沣急得满头是汗，只好哄儿子说：“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在场的人大惊失色，这可是登基大典啊，皇帝怎么可以说“要回家”，摄政王又怎么能说“快完了”呢？ 一语成谶，三年后，武昌城头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大清果然完了。嚷着“要回家”的溥仪后来也被赶出皇宫，撵回了“老家”——大清龙兴之地东北，成了伪满洲国傀儡。 这事让载沣百口莫辩，临死都咽不下这口气，似乎大清就是他一句“快完了”搞垮的。 有一种说法是，载沣明明说的是“快好了”，但是被王公亲贵们误传为“快完了”。 大清不仅仅是丧失了民心，更严重的是大佬们自己都觉得大清要完了，造谣、传谣、信谣者，皆大佬也。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也说，王公大臣们都认为“外有革命党，内有袁世凯，历史上所出现过的不吉之兆，都集中到宣统一朝来了。” 有意思的是，日思夜想颠覆大清的革命党人却比王公大臣们对大清更有“信心”。武昌起义前，孙中山等“乱党”发动了十多次起义，都被清政府轻而易举地镇压，连革命党人自己都认为成功遥遥无期，灰心丧气。如孙中山所说：“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啼嘘太息，相视无言。” 神秘主义历来是大佬们愚民的最重要法术，谶纬、谣言、洗脑、暗示等各种招式层出不穷。比如，夜晚在篝火边，模仿狐狸声音，大声呼喊“大楚兴，陈胜王”；在革命人心动摇的关键时刻，突然口吐白沫栽倒在地，称自己是“天父下凡”；国难当头，号召团民“刀枪不入，扶清灭洋”；为鼓舞士气，许诺“打下XX城，一人一个女学生”…… 人一旦聚为群体，理性就消失了，相信一切不可能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逻辑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情理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存在的事情，但唯独不相信现实生活的日常逻辑。 诚如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群体易于接受暗示，是因为他们期待着任何形式的暗示。群体期待暗示，是因为需要暗示。因为群体一旦形成，他们就会急切地期待着点什么，如果没有明确的暗示，那么他们就在自己群体中无意识中创造出来。” 麻木、愚昧与自私是民众的常态，愚民是迷信的天然土壤。作为一个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我经常告诫自己：不信谣，不传谣；信春哥，得永生；每天默念核心价值观三遍，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哪怕是在帝都“打飞机”都不会挂。 历史的吊诡就在于，谎话编久了，讲故事的人都当真了。忽悠愚民久了，连大佬自己都相信自己真的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认为各种“祥瑞”、“天兆”、“民谚”都是上天发出的讯息，无意识地接受自己创造出的心理暗示，并深信不疑。在末代王朝，大佬更是神经衰弱，风声鹤唳，既恐惧民谣，又深信民谣。因为在王朝末期，谣言往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 公元1628年，大明王朝的最后领导人崇祯继位，十六岁的朱由检成为风雨飘摇的帝国掌舵人。天灾与人祸不断，腐败与党争交织，内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外有满清虎视眈眈，各种天变人异，不一而足，各种奇谈怪论、谶纬预言流行于世。 明亡之后，崇祯时期曾任福建巡抚的应喜臣在其回忆录《青鳞屑》中讲了个神奇故事：崇祯登基不久，五凤楼（今故宫午门）前拾到一个黄色的包袱，内有小函，题词云：“天启七，崇祯十七，还有福王一”。 “天启”为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在位七年因服用“仙药”而死，遗诏立五弟信王朱由检为帝，即后来的崇祯。所谓“崇祯十七”即暗示崇祯朝只有十七年，“福王一”则更是神预言——1644年崇祯吊死煤山后，逃窜至江南的福王朱由崧组建南明“弘光小朝廷”，仅存一年即被清军消灭。 这种给大明“算命”的谣言，老百姓肯定一笑置之。大佬们却难以等闲视之，崇祯命严查，还好大臣劝阻说：“这样的东西竟然出现在大内，其他地方都没有发现，肯定是潜伏在皇宫内的阶级敌人在搞破坏，如果声张追究，反而给造谣生事者机会。” 有意思的是，应喜臣这样的“省部级”干部却对这些无稽之谈深信不疑。癸未年六月，也就是明朝灭亡前一年，应喜臣夜坐纳凉，“忽阴云四合，雷电交作，爆光之中，出火星一道，声如炮炭。考之《天玉历》，曰：‘电中聚火，人君绝世。’”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皇上要隔儿屁。高级领导干部都觉得船要沉了，掌舵人的信心也好不到哪里去。 说老实话，与明朝那些普遍精神病+变态的皇帝相比，崇祯是个不错的领导人，生活简朴，不贪女色，当皇帝十七年，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但他越是殚精竭虑，越是拼命挣扎，帝国这艘千疮百孔的大船却下沉得越快。 在吊死煤山之前，崇祯其实有很多以退为进，弃车保帅的机会，比如与李自成议和，或者迁都南京再图打算，但他却迷信“国君死社稷”的教条，坚决与帝都共存亡。 “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这是崇祯自缢前的遗言。 翻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不是朕不行，而是本届人民不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