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国民党中央银行时，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美钞荡然无存。这些钱运到哪里去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部分被蒋介石分存国外；大部分已运到了台湾。到底有多少？对台湾经济发展有多大影响，至今仍是一个谜。 1．黄金大转移 1948年冬，“徐蚌会战”（淮海战役）打响，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深知此次会战事关“党国存亡”，因此，调集精锐兵团约70万人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以期能守住“首都”南京的北大门。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国军”被一一吃掉，蒋介石心知大势已去。东北已经丢了，华北迟早要丢，华东眼看没了，华中靠不住，西南至多挣扎一段时间。惟一的退路只能是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岛可权作“死有葬身”之地。后来的形势“不幸”被蒋介石猜中了。经过大陆、海南岛及沿大陆海岸诸岛的丢失，蒋介石只得带着残兵败将近150万人涌进孤岛。15O多万吃“皇粮”的人口突然涌入，对于当时只有600多万人口的台湾无疑增加了繁重的经济负担。那时的台湾经济在日本占据时代“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引导下呈畸形发展，大陆内战时期，国民党在台统治恶劣、腐败，台湾的经济并没有得到恢复，相反地，主要经济指数还呈下降趋势，如1949年台湾的大米产量仅为125．1万吨，食糖仅为**．7万吨。人口的激增使得财政赤字扩大，通货膨胀严重，批发物价在1949~1950年一年间陡涨4倍，外汇枯竭，而且还负有1050万美元的外债，……然而，在这种经济背景下，蒋介石政权居然挺过来了，而且还使台湾创造出令世人公认的经济增长“奇迹”，在1975年蒋介石去世时，台湾的外汇储备就达到了450亿美元，全省“国民总产值”达510亿美元，这一切其实都有着较深的基础和背景。首先是发展基金问题。“徐蚌会战”尚未结束，华北局势已经吃紧，的势力咄咄逼人，桂系巨头互唱互和，大演“逼宫”双簧戏，美国人已开始谋划以李代蒋的“换马”政策，……一切都对蒋介石不利。蒋介石以其“精明”之道，在退守台湾前，玩起了“一箭三雕”的计谋，将国库中的黄金、美钞、银元偷偷地运到台湾，来个釜底抽薪，使李宗仁的代总统“总而不统”，无法控制国民政权的局面，而且没有与“和谈”的本钱；丢给将来的毛泽东、政权一个烂摊子，使其难以维持大局；并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看，使他们知道，中国非有蒋介石不可。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按照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惯例，失败者可以以“出国考察、休养”的名义出去避避风头。当李宗仁把这个想法告诉蒋介石时，遭到了蒋介石“追随总理革命多年”，“现在仍为国民党总裁”，“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一类的“严辞”拒绝。李宗仁只得同意蒋介石回浙江溪口老家休养。蒋介石回到故里后，并没有放弃对国民党军、政、财等大权的控制，在住所设立了7座电台，随意指挥，操纵党国各类事务，常常令李宗仁哭笑不得。1949年2月上旬的一天，曾任上海市市长、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时已去职在香港逗留的蒋介石的亲信俞鸿钧，突然接到蒋介石从溪口拍来的电报，要他想方设法将国库中的黄金提出来秘密送到台湾，并叮嘱再三，“千万要守秘密！”俞鸿钧接到蒋介石的密电之后，迅速与时任台湾省主席的蒋介石心腹陈诚取得联系，密商运送黄金事宜。经过蒋介石的秘密布置和调度，转移国库财产的工作开始。2月14日下午，一架由香港飞来的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此时上海进入临战状态，机场四周，宪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对往来旅客悉数搜查。当头戴一顶黑色礼帽，身穿一袭黑色风衣，鼻梁上架着副金丝眼镜的俞鸿钧一出飞机弦梯口时，立即引起了宪兵们的警惕，他们把俞鸿钧引至候机室，进行了审问。俞鸿钧和颜悦色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但却拿不出任何证件和证明作说明，甚至身上连张名片都没有带，宪兵们哪里肯信，有的听了他的自我介绍，甚至在心里怀疑他是的“探子”。百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向宪兵提出给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汤恩伯联系一下，在电话机旁守候了多时，终于和汤恩伯接上了话。汤恩伯立即派车到机场迎接。这时，宪兵们才知道他不是冒牌货，而是位大“长官”，立即向他道歉，请他海涵。俞鸿钧摆出长者风度，与宪兵们一一握手道别，嘉许了他们格尽职守的精神。俞鸿钧在汤恩伯的帮助下，撇开了当时的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刘泗业，直接与自己原来的旧属取得了联系，转达了蒋介石转运黄金的旨意。这批旧属获知老长官的来头和来意之后，立即采取各种方案，将藏在中央银行的黄金、外币、银元做了明细账，告知了俞鸿钧，并协商了安全、可靠的运出方法。安排妥当后，俞鸿钧立即找到汤恩伯，告知蒋介石一切安排停当，只等行动。蒋介石得到消息后，立即致电曾是自己机要秘书、时任联勤总部财务署长的中将吴嵩庆，让他在上海秘密组织运送工作。并指令：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交由蒋介石掌握，吴嵩庆只对蒋个人负责，在上海运送过程中，不得有误。吴嵩庆接到命令后，立即与汤恩伯、俞鸿钧接洽，布置外运。吴嵩庆的私人秘书詹特芳负责向蒋介石报告外运的国库财产数目和外运详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