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之三－－刘方济（FranciscusdeCapillas１６０７－１６４８），全名方济各嘉彼来，西班牙人，１６４１年到中国，先在台湾后到福建传教。刘为扩大教会势力，采用欺骗等卑鄙的手段发展教徒，特别卑劣的是，他有意发展年轻女教徒，造成许多家庭不和，夫妻离散。福安下邳村有位已订婚的青年教徒陈某，刘要发展其为“守贞女”，就诱骗她不要出嫁，威逼其未婚夫写了退婚书，随后他便无耻地把陈某拐带外逃。当地群众还反映，刘方济生活糜烂，违反天主教神职人员的基本行为准则，与当地一位寡妇通奸，并生下一私生女。刘方济的恶劣行径，激起当地群众的公愤，纷纷起来揭发刘利用传教为非作歹的丑恶罪行，并联名向官府控告。接到群众举报后，清朝廷遂于１６４７年（顺治四年）１１月１３日以“专事宣传邪道，煽惑良民，外装守贞不娶，其实拐骗妇女，放荡无耻，曾和城外某寡妇通奸，并且有了私生女”，将刘方济捉获归案，并于１６４８年处死。至于罗马教廷在封圣时提到的曾在山西太原活动的富格拉主教（S.FranciscusFogolla），他在中国曾搜刮了很多“礼物”，有铜像和银器，并曾经带著４０箱珍贵的古董物品到意大利。一个传教士聚敛和带走了这么多中国文物，还用此“换了不少银钱”。他是在利用传教盗卖中国文物。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几位所谓“圣人”中的中国教徒的劣迹。 所谓“圣人”吴国盛（１７６８－１８１４年），贵州遵义龙坪人。为了向其主子献媚，他依仗著洋人和教会的势力，大耍淫威，强迫他人入教。但凡他认识的人，只要经过他家门口，被其看见，皆被强迫进屋念经学道，无一幸免，连三尺小童亦不放过。由于他用威势逼人入教，遭至反感而引起了龙坪场一方百姓的痛恨。 被梵蒂冈列在“圣人”第一位的赵荣（１７４６－１８１５年），贵州务川县人。他加入天主教后，为向洋主子献功，把佛道教等其他一些宗教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进行谩骂和攻击。有一次赵荣路过一佛教寺庙，见到殿堂里供奉的佛像，便认为是触犯了天主教不拜偶像的戒律，是对天主至上的挑战，于是大怒，不由分说几棒就把佛像砸碎了。庙里的和尚认出他是个有洋人撑腰的天主教神甫，敢怒而不敢言。当地百姓见到赵荣也像见到阎王一样躲避他。 所谓“圣人”罗廷荫（１８２５－１８６１年），贵阳人。罗廷荫入教后以为自己不再是中国人了，连当地的民族风俗也横加干涉，气焰十分嚣张。某日，贵阳郊外青岩地方民众按当地习俗，纷纷走出家门上街“游百病”（“踏青”），适逢一群小孩高唱民谣经过天主教修院门口，罗廷荫和当时在场的４个传教士见状无端怀疑此举有辱天主教，便仰仗自己有修道院院长法国传教士伯多禄为后盾，竟然对这群不懂事的孩子大打出手，致使多人受伤，引起当地群众的愤怒。 在中国人民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有一些中国教徒丢掉了性命，成为“牺牲品”。但是若干教民被杀，总是引起了外国侵略者更疯狂的报复，造成更多的中国民众被杀，中国民众为之付出了惨重代价。最大的受害者始终是中国人民。翻开中国近代史，依仗不平等条约的“治外法权”为非作歹的外国传教士，罪行累累，历历在目。 梵蒂冈非但不就此向中国人民忏悔，反而歪曲历史，对其丑恶行径进行美化，为他们树碑立传。尽管梵蒂冈口口声声说“封圣”是向中国人民表示“敬意”，但是，再动听的言词也掩盖不住梵蒂冈借翻历史定案、借宗教问题为反华政治目的服务，企图重新控制中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利用宗教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相反，只能更加暴露其虚伪性。这种无力的辩白，完全是自欺欺人，欲盖弥彰。梵蒂冈借“封圣”搞反华的行径，必然受到世界上一切善良和正义的人们的鄙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