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数百年，军队里的火器应用也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明朝建国时军队以步兵水师为主，到靖难之变后，得益于朱棣个人的经历，战略重心北移，骑兵成为主力。军马来源加强了，骑兵战力提高，统一后生产发展得到保障，如是方有漠北远征之胜。这个时候火器的应用仍然从属于步兵装备，所谓神机营的建制仅起削弱敌军冲锋势头的作用，离战场主力的地位还差的很远。至于装备中的“武钢车”，效用也缺乏确实记录，应该还算是步兵防御骑兵冲击的阻挡型兵器，就其杀伤力上来说，甚至不及马援当年：)(胡说的)
      
     后来戚继光在与倭寇的交战中，认识到日产火绳枪的威力，结合江南水乡的地理特点，创造出结合火器运用的战法，并且改制了明军装备中的鸟铳，使其威力大增。戚镇守蓟北后，更将他的经验应用到军队的改建当中，加上张居正在财力政策上的支持，明军的火器装备由是得以大幅度提高。
      
     很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明朝国力正盛，帝国周边没有大规模的战事发生，所以戚继光改革后的明朝军队没有经过在平原地带大规模野战的检验，更谈不上依此加以革新。这也可以说是明军中火器应用虽受重视，但始终没有出现决定性进步的原因。也因此明军的火器在世界兵器发展史上没有重要的地位。之后确实的检验在朝鲜战场上到来。中朝联军与日军在朝鲜进行了几乎是当时所有兵种的较量。战争最终的决定因素包括双方军队的规模大小、后勤保障是否顺畅以及国力的强弱，火器运用水平不在其中。日军是先被压到海边，然后被拖垮的。应该说他们在修建城堡并据此运用火枪的能力上，比中朝联军高了不止一个档次。日产火枪的制造水平也占优势。而明军虽号称拥有庞大数量的火器，对付日军的城堡并没什么好办法。几次会战都是伤敌不及八百，自己伤亡一千。战事一直拖到日本人耗不起了，加上木下藤吉郎同学突然病故，只好撤退了事。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明军火器的确实水平，战场上凭实力说话，并非空喊“远程重炮”射程可及“数十里”便可制胜的。非常遗憾的是，尚未吸收消化朝鲜战争中得来的经验，明军中的精锐便紧接着被派到山海关外对付满洲人了。这就是史载的萨尔浒大战，也是强调火器装备后的明军第一次与强悍的马上民族的军队展开对攻。此时的明军有战争经验，兵是精兵，将是良将，火器装备充足，人数上占优势。兵分四路，俱非弱旅，左右呼应，齐发进击。结果如何呢？满族人的领袖努尔哈赤口占一偈曰“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满洲军队于是一路向前，几天工夫明军被杀得干干净净。现在我们来当事后诸葛亮，自然可以指点江山，说明军统帅的战略有误，分兵四路乃兵家大忌云云。但是要看到明军分兵后的几路人马，各自都配有有战争经验的统帅，也都有与满族军队一较高下的战力，单从人数上来看也并非不堪一击。而满洲军队可以一战再战，每战必克，充分说明没有遭受到重大的杀伤。这场会战中的前两场战斗是硬碰硬的厮杀，明军部队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动用他们的火器以及相关装备，如动用偏箱车结成车阵。然而弓马娴熟的满洲军队在较量中却丝毫不落下风，从容地证明了明军昂贵的火器不如清兵的骑射突击好用。当然啦，明军也确实倒霉，努尔哈赤围攻杜松军时突然天降大雾，对火器发射不利，点起火把来照明吧，火光处便是箭靶子，杜松一部于是被歼。话说回来，兵者既为死生之大事，作战不力大约不可以用战场上的突发状况来推咎。何况余下来的几场战斗，我们也都没看到明军的火器有什么出色的演出。总的来说，萨尔浒一战的失败，暴露装备了大量火器的明朝军队作战效率的低下。现在你再回头看我对“神机营”一文的批评，应该会了解到我为什么耻笑他只列火器数量便敢发豪言，为什么要求列出技术参数和战果叙述。在我看来，他所引述的那些数目字和好听的名字，不过是当时明军将领领饷的证据，如同小皇帝大婚时臣子们的礼单，好听好玩的词儿不少，能吃能用的不多。
      
     (二)
      
     另外，关于明朝的火器，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是把在袁崇焕--吴三桂一段时期内明军火器运用水平的飞跃，看成是汉民族军事科技史上自在发展的必然，于是孤守宁远，号称击伤努尔哈赤的战果便与之前的明成祖、戚继光，还有那一长串好听的名词“雷飞炮”“虎蹲炮”……相辅相成，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繁荣的假象。
      
     我们从最熟悉的袁崇焕开始说。天启六年袁崇焕守宁远抵抗努尔哈赤建立大功的时候，他城头上有十一门大炮，皆非自有知识产权，谣传是依照从澳门运来的海盗沉船上的“舶来品”翻版而成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威力最大的一门红夷大炮乃是泰昌元年由天主教人士李之藻和楊廷筠二人合议捐资，自澳门购得。面对于这些相对先进的重型火炮，初时明军中无人懂得如何善加利用。如何设定三维标尺，如何提高发射效率，皆一窍不通。这时候，一个B方史书上讳莫如深的势力登场了，在明末历史上，很少有人注意到，由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发展开来的天主教势力此时已开花结果、初窥庙堂，和东林党人暗相呼应，成为一大政治势力。代表人物有徐光启，孙元化，王徵、李天经、张焘、瞿式耜、陈于阶等，加上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名字，利马窦。他们形成了一个“西学集团”，这个集团的建立，得益于钻了孔老夫子的“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空子，应该说，在明末清初诸般角色齐集登场的风云时代，这些人代表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另一个可能的走向。
      
     闲言少表，单论火器。徐光启与利马窦合译《几何原理》经已广为人知，他还写了一系列论兵之作，有《兵机要略》、《火攻要略》等，主张用西洋火炮，选练精兵。他的弟子孙元化“除協助徐氏刪定《句股義》(即几何原理)外，還撰有《經武全編》和《西法神機》等兵學書，以及《西學雜著》、《幾何用法》、《幾何體論》、《泰西筭要》等數學書。”其中的《西法神机》，直接指导了关外明军的火炮运用。孙本人科举不利，仅得个举人出身，性格又狷狂傲物，喜发大言，是个绝对的唯技术派。曾放言“若能讓其“相度要害，置成數臺；鼓勵豪傑，練成萬騎；鳩集工料，造成百銃。而後翼以鳥銃、弓矢一萬，短刀、盔甲各一萬，車牌各一千，長短鎗各五千”，且在未遭撓掣的情形下，則“半年內可固都城，一年之後可巡邊邑”，末並稱：“此公務也，敢公布之，若旬日之內，莫遇同心，則蕭蕭班馬揮手自茲矣””。呵呵，书生意气，宗教狂热。然而在当时，他确是中国了解火炮操控技术的第一人。能凭这门手艺吃饭，孙元化靠的不是军旅生涯，而是靠他的宗教信仰与翻译成果，靠他有弹道学的入门知识。在其所著的《西法神机》中，包含了许多应用数学的计算实例，第一次用中文提出了统规的概念与使用方法，(统规，即测量火炮仰角用的仪器)提出了火炮用药包的制作方法。同时期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从西文中引入了“矩度”(测量敌人距离用)的使用方法。这些知识的应用给明军的火器操作水平带来革命性的提高。换句话说，在此之前，明军的火器发射，基本上靠的是目测和经验。要是这样的话，去引述这之前明军装备中有多少“佛朗机”，多少“雷飞炮”还有什么意思？科举失利后，孙元化因受孙承宗赏识，同往关外襄助军务，斯时他与袁崇焕乃是同事关系，孙承宗曾有令云：“袁崇煥修營房，立功總兵李秉战袒鹌鳎瑥V寧道萬有孚募守邊夷人、採木遼人修營，兵部司務孫元化相度北山南海，設奇兵於高深之間”，而我们熟知的“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方针，也由孙所首倡。孙元化的主要工作其实是造炮，然而当时中国的铸造水平已经落后于西方，他按西法铸炮，三次都失败了。另外当时李秉战滔暗幕鹋诓倏丶际酰饕醋灾疤熘鹘倘耸看影拿耪心嫉钠咸蜒廊私坦伲谴杂诿骶械耐敛┦俊?/p> 
      
     后来孙元化与人不谐返京，没有参加宁锦之战。天启六年四月“熹宗鑑於“寧遠捷功，年來僅見””，“命兵部對先前未曾敘獎的有功人員再加議敘，被袁崇煥譽為“識慧兩精”的孫元化，雖不曾直接參與該役，但仍獲“候陞任，加一級，賞銀十二兩”的獎勵，其原因不詳，有可能因其參與寧遠的築城築臺之功，也有可能是因其曾於天啟五年督解軍器至邊關一事。”
      
     宁锦大捷后孙元化曾回到过关外，襄助军务。不过他一生中最精彩的演出，却是以一种滑稽剧的形式出场和谢幕的。
      
     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故事已经为人们所熟知。毛统领的部队对火炮的使用也很在行，大约因为他们是水师的关系。船战与炮战密不可分，古今中外皆然。毛文龙被设计诱杀后，他制下的李九成，孔有德，耿仲明(很熟悉的名字吧)等人率部亡命而去，被当时的登前道孙元化收留。孙本人是用炮的行家，孔有德等人的投奔在他来说真不啻是天赐机缘，按现在的话说，正好助他推行他的军事理念。后来孙元化得到崇祯帝的信任，更被提升为登莱巡抚，掌领山东登州城下及东江诸岛的明军，成为除镇守陆路的袁崇焕外，另一只从侧翼威胁满清政权的军事力量。
      
     然而孙并非独当一面的军事人才。他缺乏知人之明，亦缺乏对下属的驾驭能力。其制下的将领固然善战，却早已失却对明王朝的忠诚。作为主官的孙不能察觉潜在的危机，便不堪于乱世中生存。崇祯四年，朝廷面对的局势是：去年秋天刚剐了袁崇焕，今年两头起火，陕西山西的农民起义声势正盛，清兵又围陷了关外的大凌城。这个时候，孙元化派出增援大凌城的部队在山东境内以李九成，孔有德为首哗变为寇，依仗着训练有素的士兵和善用攻城大炮，纵横一年多时间，“残破几三百里，杀人盈十余万”，后被迫退守登州，李战死，孔耿诸人由海路往满洲降清。孙元化在部下叛变为寇后仍力主招抚，书生见识，也未尝没有私心在内。局势愈演愈烈，甚至孙本人也遭叛军俘虏。(孙因宗教信仰的关系，不得殉城)可能因为念及旧恩，他被叛军释放，其后崇祯帝下令将他在北京斩首弃市。此时明王朝抗清前线的大后方早已是一片狼藉。
      
     孔有德等人降清时带去的正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火炮使用的专门人才，加上一支成建制的部队，甚至还加上当时中国最先进的铸炮技术。不久B满清军队便配备上了不输于明军的火炮。我们于是不难明白后来孔耿二人何以封王，各领一藩，也不难明白为什么日后满洲八旗入主中原，逢坚城必克，毫无阻滞了。在这场叛乱中，明王朝损失的就不仅仅是一支以火炮见长的部队，它失掉的是整座江山。
      
     叛乱中叛军攻打莱城一役堪称中国军事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役。现在扳手看到概论明清火器运用的文章时，若见不到提及这场战役，便知作者学问还不到家。为何？原因如下：
      
     第一：战斗的攻方，即叛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围绕大炮，不是鸟枪，不是大铳，也不是爆竹，是严格意义上的火炮，来组建的部队。是明王朝国库重点供养的一支精兵。
      
     第二：战役的双方都拥有当时远东境内最好的火炮，并以此来作为主要的攻击手段。(当然这时候北京城内的可能还要好些，不过那是装饰，不算兵器)
      
     叛军本就装备精良，这之前还打下了登州城，得到了红夷大炮数十门，西洋炮数百门，在战役过程中又围城打援，劫夺了一批明军的大炮。所以才可能在攻城时把重炮排开，一轮齐射便打得城头上站不住人。而守军一方靠了孙元化多年的苦心经营，火炮数量也不少----别忘了孙的官职是“登莱巡抚”，莱城也是他的根据地。不过这时候他已经不是了，新来的巡抚谢琏是个炮仗的外行。按照史料的记述，莱城守军使用火炮的技术很差，应当不是孙的旧部。不过是旧部也不敢用，孙的部队中多为辽人。叛军打登州的时候，就是靠同乡的守军耿仲明一部内应而获胜的，孙元化也因此当了俘虏。
      
     莱城一战，显示出了火器运用的专门人才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第三：叛军在城下，用火炮来攻，而明军用火炮在城头上守。从火力上来说，守军还要强些。战斗的结果是：叛军占优势。虽然叛军的火炮吃亏在射程上，但它的炮位可以散开，集中轰击城头的守军，因此占了大便宜。这说明什么？
      
     大炮，作为远程火力，它的威力最大体现在哪里？是在进攻中，是在对固定目标的射击上。袁崇焕所云“依坚城，用大炮”来防御，实际上是明军不得已的选择，并不符合军事学的原理，所持的不过是满人没有好的火炮而已。
      
     第四：莱城之围得解，靠的是关外明军，即袁崇焕的旧部来增援。其时孔有德仗着火器方面的优势，放言道：“杀山东兵如切菜，虽数十万，无奈我何，各镇兵咸非吾敌，惟虑关外兵耳”。而这里所说的关外兵，恰恰便是明王朝军队中，除叛军外，唯一一支玩炮的行家。
      
     因为这场战役带有叛乱的性质，叛乱的首领们还一口气叛过两个朝代。(厉害)这使得明王朝的统治者，甚至后来满清的君王们，都不可能客观地评价它。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见的史书上，也对之很少提及。然而要研究明末的军事，缺了这一章是不成的。
      
     孙元化是个有趣的历史人物，他信奉天主，却又以科举出身，至于统兵封疆，成为朝廷大员。他对明王朝忠心耿耿，却又因志大才疏，成为误国罪臣。清朝分封的汉人诸王中，除孔耿二人外，吴三桂、尚可喜也曾在他麾下。而他的名字与徐光启、利马窦连在一起，既是将西方文明向中土传播的学者，也是天主教进军中国的第一批探路人。可以说除了没有镇压过农民起义外，明末几种影响中国发展或者说有可能影响中国发展的主要力量，多多少少都与之有些牵连。我曾在别的帖子中把历史的进程比作一束棉纱，这束棉纱在孙的名下，打了一个紧紧的结。随着一刀砍下，人头落地，结被打开了，分支脉络各自流转，从此再少相逢。斩向孙脖颈的一刀堪比亚历山大西来一剑，却出自无名刽子手手中，算是中国特色。无论如何，中国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炮兵部队由他建立，而他没有做成拿破仑。
      
     孙元化死后的明军在火器应用上没有特别的成就，山海关的防务主要是靠袁崇焕的旧部们主持。闻名遐迩的关宁铁骑，配备了一些火器，但主要特点还在于一个骑字。事实上，骑兵装备火器，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上，实战中很难有出色的战斗力，我也不曾见过这方面的战例，可能是因为我孤陋寡闻吧。再往下明朝是如何亡国的，我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知道的很清楚。
      
     (三)
      
     倒是有一点要提一下，现今流行的说法是，满洲人因为自己凭弓马立国，入主中原后便不着力发展火器，乃至三百年后拖上汉族人承受坚船利炮破国之辱。潜台词是，如果还是明朝的话，哪怕是大顺统治也好啊，只要重视火器装备，就不至有鸦片战争的割地赔款，或是“去年今日割台湾”的举国同哭。如此观点不仅遍诸网上，还时见于书端，出自所谓学者之口。流毒甚广。
      
     以网上流传的金观涛的《开放与变迁》中一节为例：该文先是引述《皇明经世文编》，说明军“每一营(5000人)其用霹雳炮3600杆，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步枪大连珠炮200杆，合用药675斤。。。。。无法知道类似今日何种武器，可能是机枪，或是连发多管火箭手把铳400杆。。。。。盏口将军160位。。。盏口将军是明代对野战重型炮的称呼“另外有1000人为骑兵。整理以後，会发现明代的部队十分机械化--一个5000人的营有：1000骑兵3600步兵(全配火器) 400炮兵(每人一把防身用手枪，管160门野战重炮，及”大连珠炮“200门)”
      
     然后问一句：为什么这样的部队会打败仗呢？文中解释说因为火器平时到不了士兵手中，打战时武将要靠贿赂才能得到好火器用，等等等等。
      
     最后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明军火器战力低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政治腐败，及重文轻武之故。中国军事科技衰弱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政治腐败，及重文轻武之故。
      
     切，教授著文，更当有个“耻”字，如此文章，只配做改革开放的宣传品。和楼下“神机营”一文一样，也是没有任何技术参数，没有战果分析，列一堆数目便敢大言欺人，腆着脸往“机械化”上靠。靠，想一下，那样的火器挡得住骑兵的冲锋么？
      
     我们来做个分析，战场上，敌人的部队向我发起冲锋，距离是500米。为什么说500米，因为明朝军队的单兵火器，最远就是500米。那么从500米外到短兵相接，这段时间，火枪可以发射几次？以单发火器计，依当时的装药速度，对骑兵可以齐射一轮多一点，对步兵是三轮半，不保证精度，杀伤力有限，不透一指厚纸甲。还用我多说什么吗？明军部队装备很多的“多管连发”单兵火器，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连发”是两码事，技术上也不具备可传递性。简单的说，“多管连发”是将装好药的枪管捆成一束，顺次点燃，以牺牲精度与射程的代价来求得发射效率的提高，这是个聪明的选择。不过还是那句话，战果是评价兵器装备优劣的最好标准，既然打不过骑射部队，那“聪明”得也有限。
      
     就明军大量装备火器来说，从依靠材料的弹射力量到利用火药爆炸来形成推动力，是一个进步，但这不是决定性的进步。近代欧洲火器运用上就经过多次反复，刚大规模装备火枪时，出现了火枪队单行横列的阵型，意在发挥火力。但实战检验后，又回复到方阵阵型，前面又加上了保护作用的长矛兵。后来能够将火枪队的战力提高到在野战中不需依靠冷兵器部队的支援，可以独力对抗骑兵的冲锋，关键还在于连发装置与膛线的出现。这二者提高了火枪的发射效率、射程与精度，它的出现与子弹的产生，枪械铸造工艺的提高密不可分。而所有这些进步，依靠的是其背后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军事学的深厚积累。中国的文化中既然没有这样的积累，也就很难期望它会有这样的革新。最好的例子是日本，明末时期的日本，火枪的制造工艺在世界上已经算先进的了，三百年后，依旧有西洋重炮开国之辱。单以幕府禁止民间拥有火枪来解释是不通的，它禁得了民间，禁得了自己的军队么？那么明朝军队最终依靠购买和自铸，装备上了与同时期欧洲火炮性能相近的火炮，操控技术也随天主教人士的翻译而引入，相应的战法也得到改进，我们恐怕也不能说这时中国的军事科技已经赶上了欧洲，姑且不论从火炮的改良到火枪的改良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单就火炮本身而言，吴三桂后来在山海关主持铸造了一门铜质铁芯的重炮，可以算作是一个工艺上的里程碑，其他的进步乏善可呈。便如同李鸿章买了铁甲舰，蒋中正买了德国的毛瑟枪，买了意大利的飞机，台湾要买宙斯盾，我们买了Su27，对了，还可以自己组装生产。所有这些大概都不足以作为我们为中国军事文明而骄傲的证据吧。
      
     又有消息称：在明末战争中，明军已经使用了开花炮弹，为什么后来在有清一代没有得到推广？依我看绝不仅仅因为清王朝不注重火器的运用。西方后来使用的开花炮弹里装有延时引信或是触发引信，后者要求比较高的机械工艺，而前者呢，是以化学药剂浸泡过的纤维制成，燃点很高，因此在发射时的高温状态下不至于一下子全烧掉。加上炮弹制作时机器加工、规模制作，基本上保证了炮弹打过去了才炸。而明末或这之前中国出现的开花炮弹的延时机理我不是很清楚，应该不会是同样的方法。但我可以百分之百肯定的是，中国人使用开花炮弹的记录还会提前，按照目前这个趋势，过不多久我们就会看到如下的新闻：
      
     在河南一处古文明遗址中，新进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据考古学者称，其中有开花炮弹数百枚，相信是黄帝打蚩尤时用过的。以上新闻由骗帮国际为您报道，谢谢收看。
      
     再来说清朝的火器。应该说满清的统治者们在军事上是很好学的，明朝引进的红夷火炮厉害，那么在崇祯帝吊死之前，满清军队的火炮已经不输与明军了，后来多铎打扬州市还多亏火炮攻城之利。甭管他们是怎么搞来的吧。那么为什么他们没有大量装备类似明军使用的轻型火器，什么“连珠子”啊，“霹雳炮”啊，为什么？答案很简单，看不上呗。关外打了几十年，但凡对手有什么好兵器，没有不发了疯想弄过来的，何况后来又进了北京，坐了天下，财政、资源都不再是问题，一大堆洋教士们也跑过来凑趣。之所以还以弓马立国，因为明朝军队只引进了火炮啊，枪还没来得及呢。后来天主教势力在康熙晚年退出江湖，这扇翻译的大门也就被彻底关上了，虽然那以后还是时常有作为贡品的洋枪进来，也只是沦为皇家玩物而已。
      
     更加重要的是：实战检验增强了满清统治者们依仗弓马骑射的决心。清初五次大征伐：平三藩，灭准噶尔，降台湾，灭策零阿卜拉坦，进藏。几件事做完，国土面积翻番。其中进藏基本上是和平解决。前几桩除降台湾外都主要是骑兵建功。以灭准噶尔为例，他们运气不好，打着打着，传染病流行，人口死了一大半。就这样，清军还是打得很麻烦，最后一次远征，主力交战时，噶尔丹的部队装备了大量俄制火枪，比清军装备的鸟铳好使多了，又以驼马围成车阵(很熟悉的战法吧)。八旗子弟一个冲锋，打下来了。之后是康熙亲率轻骑追击，终于逼死了噶尔丹，几乎全灭了这个民族，自己也差点饿死。这里也显示了骑兵的另一个优势，跑得快，不仅在战场上，也体现在行军当中。这样需要携带的军粮便相对少的多，征伐所及之处也因此广大得多。历史也证明了，自中原向北方或西域进军，所依仗的仅能是骑兵部队，而且是轻骑。装备重型火炮的部队走得忙，就算能无敌，也会被饿死。好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康雍乾三世，满清军队所战必克，他们几乎所有的对手在火器上都还有些长处，而满清的骑兵最后总能获胜。换了你是清朝的皇帝，你怎么玩？有清一代，从不曾在军备上荒疏大意，军功之赏，始终是最为丰厚。火器科技的落后，在明末便已显著。鸦片战争以降的百年屈辱，应该算在这片土地上养育出来文明本身的缺陷上，想把它完全推到满族人的统治者身上，是不公平的。
      
     关于明朝军队传统的火器装备，还有个不算笑话的笑话。孙元化曾于天启六年正月上疏请用西洋火器，曰：“弓矢远于刀枪，故敌尝胜。我铳炮不能远于敌之弓矢，故不能胜敌。中国之铳，惟恐不近，西洋之铳，惟恐不远，故必用西洋铳法blahblah”。没有看错吧？没有，原文照录。而且孙元化的上疏显然是得到了天启帝及其谋臣们的认可，于是后来得旨曰：“西洋炮见在者，查系果否可用？及查放炮教师果否传授？有人即当料理，以备城守”。
      
     呵呵，就是这个国货当自强的“中国之铳”，就是这个“不能远于敌之弓矢”、“惟恐不近”的“中国之铳”，叫上一大堆好听的名字后，从故纸堆中跳将出来，直惹得今天多少热血青年们心潮澎湃，意乱情迷，大声感慨道：唉，“假若戚继光在世时的皇帝不是嘉靖和万历，领导孙承宗、袁崇焕的皇帝不是天启和崇祯，而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中的任何一位，那么――纽约应该叫作“新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