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高丽棒子”是中国人对朝鲜人(韩国人)较为轻蔑的称呼。但对于这一称呼的由来，很多人并不清楚。从目前流行的几种解释来看，大家的认识并不统一，一些解释明显存在问题。例如一种观点认为，“高丽棒子”与朝鲜人种植玉米有关。朝鲜人因喜食玉米，常在秋冬时节将收获的玉米挂满房前屋后，而玉米在中国北方又被称作棒子，于是中国人便径称朝鲜人为高丽棒子。这个说法看似很有道理，其实经不住推敲。因为朝鲜人基本不种植玉米。在朝鲜半岛南部，人们种植水稻;在朝鲜半岛北部，人们则兼种小麦、水稻。玉米传入朝鲜半岛的历史很短，种植也不广泛。即使是迁徙到中国境内的朝鲜人，也很少种植玉米。“玉米挂满房前屋后”的景象基本不会出现在朝鲜人家庭。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满洲国”时期，日本人为了强化对中国东北的统治，从朝鲜半岛迁来大量朝鲜人。这些朝鲜人依仗日本的势力，常常欺压中国人，动辄挥舞朝鲜妇女使用的洗衣棒殴打中国人，于是中国人便把朝鲜人称为高丽棒子。这个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为许多史料表明，“高丽棒子”的称呼在清代就已出现，该词汇的形成不会晚到“满洲国”时代。
     在阅读文献时，笔者留意到清人王一元《辽左见闻录》中的一段记述：
     朝鲜贡使从者之外，其奔走服役者，谓之“棒子”。其国妇女有淫行，即没入为官妓，所生之子曰“棒子”，不齿于齐民。鬓发蓬松，不得裹网巾;徒行万里，不得乘骑;藉草卧地，不得寝处火炕。盖国中之贱而劳者。
     王一元生活于清朝康熙时代，其有关“棒子”的记述是笔者所见时代最早的资料，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根据王一元的说法，“棒子”乃朝鲜国的贱民，他们出身低微，常在衙署充当官役。每年前往北京朝觐的朝鲜使团中，就有相当数量的“棒子”奔走服役。对于《辽左见闻录》中的这条记载，曾引起罗继祖先生的注意，他推测王一元提到的“棒子”与后世流行的“高丽棒子”一词有关.
     那么，罗继祖先生的推测能否成立呢?笔者以为，如果想验证罗继祖先生的推测，首先要看看王一元笔下的朝鲜“棒子”究竟是怎样一类人。而这类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又是何种形象。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朝鲜王国时代“燕行录”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对朝鲜使团人员构成以及他们在中国境内的活动略有了解，因此想以“燕行录”史料为中心，检验王一元的说法。如果搞清了《辽左见闻录》记述的内容，相信我们对“高丽棒子”一词的由来会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一、朝鲜贡使行团中的仆役阶层
     根据王一元的说法，“棒子”是朝鲜朝贡使团中的服役者。让我们来看看明清时代朝鲜朝贡使团的人员构成。
     这里笔者以《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主要讨论材料。《老稼斋燕行日记》的作者是金昌业，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自己随从朝鲜朝贡使团往返中国的见闻。王一元写作《辽左见闻录》大约也在康熙五十年前后，因此利用《老稼斋燕行日记》所记载的朝鲜使团情况来与《辽左见闻录》对照，应当是很合适的。《老稼斋燕行日记》完整记录了康熙五十一年的朝贡使团成员名单，现节录部分内容如下：
     正使：金昌集。……
     打角：进士金昌业。驿马夫：祥云驿子全业晔，卜刷马一匹。……奴子：无得。干粮库直：德世;亿孙，任国忠驱人假名。上骑马一匹，马夫：输城驿子裴永万。中骑马三匹，马夫：成欢驿子金水玄，松罗驿子郑自卩老味，金井驿子李鹤龙马头：宣川官奴俊元。引路：瑞兴官奴日尚，嘉山官奴再奉。轿子扶嘱：龙川官奴得良，宣川官奴弘世，嘉山官奴二永、正中。日伞奉持：瑞兴官奴万春。左牵马：龙川官奴得芳。笼马头：瑞兴官奴士元。厨子：郭山官奴俊石。
     军官：折冲崔德中。干粮驿马夫：输城驿子士学。卜刷马一匹，驱人一名：奴子太山。轿子扶嘱：宣川官奴洪建者卩达，定州官奴一万，宣川官奴无赤金。
     译官：嘉义朴东和。驿马夫：鱼川驿子姜海昌，奴子善日。马头：宣川奴子时英。卜刷马一匹，驱人一名。
     折冲：李惟亮。驿马夫：济源驿子金己从，奴子重男。卜刷马一匹，驱人一名。
     御医：前正金德三。驿马夫：大同驿子亡先。卜刷马一匹，驱人一名，奴子善兴。表咨文马头：顺安官奴旕福。
     明清时代朝鲜朝贡使团基本由三个阶层构成，即两班士大夫、中人、仆役。朝鲜王国是一个身份等级十分严格的国家，官府中的不同职务要由身份地位不同的人士来担当。具体到出使中国的朝贡使团，其成员的等级区分也十分清楚。在康熙五十一年的朝鲜朝贡使团中，正使、军官、折冲、打角属两班士大夫阶层。译官、御医属中人阶层。其余马夫、引路、轿子扶嘱等杂役均属仆役阶层。仆役也分两种：官奴和私奴。使团中仆役的大多属于官奴，他们役属于中央官府、地方衙门或各地驿站。
     使团里，不同阶层的士人享受的待遇也各不相同。例如在出行上，各阶层士人便存在明显差异。两班士大夫出行可以乘轿或骑马，故随从有马夫和轿子扶嘱。中人出行可以骑马，故随从有马夫。而仆役则不能骑马，只能奔走随行。对于朝鲜使团不允许仆役骑马，令其奔走随行的严苛规定，曾引发中国士人的好奇。金昌业记录有一段自己与中国人二哥的对话：
     二哥仍谓余曰：朝鲜人全不恤奴仆。余曰：何以言之。二哥曰：此处则饮食甘苦，衣服美恶，奴与主无分，以至其主骑马，奴亦骑马，而朝鲜岂曾如此乎。余曰：朝鲜奴仆，与此处有异。盖箕子立法，令盗人财者，世世为其奴，今之为奴者，其祖先皆尝窃他财者也，安得与其主同。二哥颇然之。
     二哥批评朝鲜使团“全不恤奴仆”，而金昌业以“箕子立法”回应。金昌业的说法显然不能让人信服，因为箕子生活的时代距朝鲜王朝已有数千年之遥，我们很难想象几千年前的箕子立法会对朝鲜王朝时代的人们有约束力。不过，从两人的对话至少可以看出，朝鲜王国的身份等级要比清朝严格。清朝“主骑马，奴亦骑马”的现象绝对不会发生在朝鲜。
     由于朝鲜王国身份等级制度十分严格，因此在使团出行上，各阶层的待遇完全不同。而在使团留宿驻扎时，同样体现出这种身份差别。金昌业曾记述使团在辽东凤城野外宿营时的场景：“(十一月二十八日)宿凤城，向晚起出幕外，见驿卒辈围火，或坐睡，或以足向火而卧，互相枕藉。”野外宿营时，两班士大夫和中人宿于帐篷，而仆役只能露宿野外“或坐睡，或以足向火而卧，互相枕藉”。此时正是辽东的隆冬时节，仆役们露宿野外时的艰苦可想而知。当使团入宿北京馆舍时，朝鲜仆役们的住宿条件仍然没有改善。
     往见诸婢所入处，三间屋有南北炕，金中和、柳凤山、金德三入北炕，昌晔、洪万运、崔寿昌入南炕。亦方修炕糊窗，而炕小人多，为闷。湾上军官、药房书员、承文院书员、商贾辈皆无屋了，皆于后庭，作簟屋而入，买砖为炕。驿卒刷马驱人，皆依墙屯聚，聚败砖障风，有钱者亦作簟屋。
     两班士大夫和中人们入住馆舍正房、厢房，分据南北炕。而仆役们不能住在屋内，只能在庭院里“依墙屯聚，聚败砖障风”，继续过露宿的生活。
     仆役们的低微身份不仅体现在出行、住宿这些具体事务上，从他们的名字也能得到反映。例如康熙五十一年朝鲜朝贡使团成员名单中的仆役基本都没有姓，只有名字，而从某些仆役名字的写法来看，他们可能连汉字名字都没有。如表咨文马头“顺安官奴旕福”，他是顺安衙门的官奴，名字叫旕福。其中“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字，这个字其实是一韩语发音的表音字。又如干粮库直“亿孙”，名单中特地注明这是假名。为什么要用假名呢?我想这是因为他没有汉字名字，而韩语名字又一时找不到对应的汉字，所以只好使用假名。再看马夫“松罗驿子郑自卩老味”，他是松罗驿站的驿奴，他虽然有汉姓“郑”，但名字却叫作“自卩老味”，“自卩老味”其实就是韩语杂种的意思。这个名字透露出，此人是非婚生子，所以我怀疑他的汉姓不是自己的，而是借用了主人的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朝鲜使团中的仆役出身低微，他们在使团中处于最底层，待遇极低。使团中的仆役，其境况与王一元所描述的“徒行万里，不得乘骑”，“藉草卧地，不得寝处火炕”的“朝鲜贡使从者”完全一致。而使团中某些仆役也确实是非婚生子，这些仆役显然就是王一元所描述的“棒子”。
     朝鲜使团中的仆役在韩语中又如何称呼呢?梳理文献，笔者发现这些仆役有时会被叫作“Bangza”，在朝鲜汉籍文献中写作“帮子”、“榜子”或“房子”。在韩语里，Bangza是古代在地方衙门干活的男性仆人。例如韩国家喻户晓的《春香传》里的Bangza，就是在衙门里服役的男仆。
     结合《燕行录》文献记载和韩语发音，我们可以确认王一元笔下的“棒子”就是朝鲜使团中的仆役。这些仆役也就是“高丽棒子”的最初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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