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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人眼中的朝鲜“帮子” 在朝鲜朝贡使团中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仆役阶层，这些仆役们身份低微，处于使团中的最底层，他们在韩语中被称作“帮子”。王一元所说的“棒子”就是这一类人。但是，作为朝鲜使团仆役称呼的“棒子”，又如何转变为对朝鲜人的蔑称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帮子(棒子)”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国人对他们的印象吧。 前面提到，帮子处于朝鲜社会最低层，也是朝鲜社会的贫困阶层。而在朝鲜使团出使中国的过程中，却不难寻到牟取私利的机会，于是在使团出使时，帮子们会寻找各种机会捞取好处，即使违反中国法律或使团禁纪，也在所不惜。金昌业记述到： 夜，首译入来告曰：即闻沈阳消息，团练使以初十日出去，而刷马驱人，多买禁物，出栅时必生事，然则于行次，亦甚可虑……其后凤城，以刷马驱人，从间道潜出事，驰通义州，团练使拿囚被罪，而府尹亦至递罢。 “刷马驱人”是使团中仆役阶层的主要构成。这些人在沈阳多购买清朝明令禁止携带出国的禁品，其目的是为了走私回国，牟取暴利。果然，当使团抵达凤城后，帮子们为了躲避清朝边境官员的查验，纷纷脱离使团，偷偷潜回国内销售走私物品，使团官员因此而受到惩罚。 不仅在辽东边城沈阳，就是在北京城内，帮子们也会寻找时机购买违禁物品。 副使军官崔德中因汲水出游正阳门而归，所带驿卒，有所买，为甲军所捉告衙门，行中告使行杖其人。然自是汲路复梗。 使团驻扎北京时，军官崔德中率人出城汲水，而随从驿奴则趁机购买违禁物品，结果被清朝官兵发现。驿奴被捉拿问罪。从此使团出城汲水变得极为不便。 除了走私中国境内的违禁物品，使团里的贡物也是帮子们盗取的对象。康熙五十一年十二月初六金昌业记述：“岁币木到此计，则无二十四疋，盖刷马驱人偷之，自前多如此云。”③朝鲜使团到达北京，用于进贡的岁币木竟然少了二十四匹。金昌业很清楚，这缺失的贡物是被帮子们偷走了，因为在以往的使团中就常常发生这种事。 走私禁物、盗取贡品还是偷偷地做，而帮子利用替使团购买物资的机会，骗取使团经费，则是半公开的行为： 上房干粮马头名大直，龙川驿奴也。以利媚译辈，连差此任，遂得事知名，而为人阴匈多欲。此辈所为，有不可详。……在路中，伯氏思山猪肉，大直初言稀贵难得，过数日，进家猪肉，而谓是山猪。盖山猪之价，倍于家猪故也。 “大直”为龙川驿奴，属仆役阶层，在使团中出任上房干粮马头，即负责使团官员食品采买。他深知此差事有利可图，所以通过贿赂译官的方式连续在几届使团中获得这一职衔。在康熙五十一年出使时，使团官员伯氏想吃山猪肉，大直以家猪冒充山猪，从而获得数倍的利润。又： 闻厨房所用饭馔秫干价银，多至百余两，干粮所赍盘缠不足。昌烨将以其赏赐充之，以此焦煎。见欺于大直之害，今始发矣。 由于负责使团采买的仆役大直不断骗取使团购买食品的经费，使团还未回到朝鲜，食品采买经费便已告罄。为此，官员昌烨不得不用清廷赏赐的钱银来贴补空缺。 以上所举，还只是帮子们假公济私的行为。而由于帮子们世代为奴，缺少教育，普遍素质不高，再加上常年在社会底层打拼，又沾染了许多不良习气。在中国境内，朝鲜使团中的帮子们常常惹是生非，做一些偷鸡摸狗、强取豪夺的勾当，令沿途中国百姓叫苦不迭。 暮投榆关店，馆于店舍。饱闻行路刷马人等攘夺市肆饼面，每欲治之，而罪人未得矣。午后途中有一汉人跪诉，乃刷马人夺食饴糖事。骇甚。查出所犯人，倍偿其直，重杖八十回示行中。 这是顺治十三年(1656)，麟坪大君出使中国时的记录。帮子们在中国的市镇抢夺物品，以致中国人找到使团官员投诉，后以朝鲜使团赔偿损失、责罚相关人员而了事。再看金昌业的记述：“夕，坐前阶，一胡儿入来，哭且诉。使元建问之，其所戴帽为刷马人所夺云。使元建领其儿遍寻，而竟不得。”连中国小孩的东西也成为帮子们抢夺的对象。 甚至还会发生帮子拖欠中国店主住宿费，从而耽误使团行程的事件。如道光十二年(1832)，朝鲜使团在回国途中便遭遇到这样的事情： 以道途泥泞，议又欲乘冻早发。店主以上房之不给房钱，锁门不开。正使拿入干粮马头，决棍后，出付店主，使之捧钱，而即令开门，店主不听。乃令打破门扇，则店主始惧而开门，日已晚矣。 使团中的干粮马头拖欠店主房钱，店主一怒之下将使团锁在店里。虽然使团正使将欠钱的仆役杖打，并补缴了房钱，但店主仍不肯放行，最后双方几乎大打出手，酿成外交事件。 由于朝鲜使团中的仆役在中国境内常常做偷盗、抢夺之事，所以每当朝鲜使团经过，沿途居民都会严加提防，以免遭受损失。康熙五十一年，金昌业等人行至辽东凤城，在某农户家停留时，有这样一段细节被记录了下来：“主家女人以刷马人系马于鸡埘下。禁之。盖尝屡被偷窃故也。”女主人不允许朝鲜使团的仆役在鸡窝附近拴马，是因为以往常发生使团仆役偷鸡的事情。帮子们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由此可见一斑。 朝鲜使团中的仆役在中国境内不时发生骚扰沿途百姓的事情，一方面固然与帮子们自身素质不高、贪图小利的本性有关，而使团官员管理不力也是重要原因。朝鲜向为礼仪之邦，对外极为看重本国形象，可又为何对使团仆役的不法行为难以约束。在笔者看来，这与朝鲜使团人员构成比例不合理有关。 朝鲜使团的规模在明代还比较小，约在30人左右，两班士大夫控制整个使团比较容易。但是进入清代，朝鲜使团的规模不断膨胀。金昌业参加的康熙五十一年朝贡使团便是由541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在使团中，两班士大夫和中人一共只有43人。仆役阶层，也就是“帮子”，人数高达498人。让只占使团人数8%的官员去约束占使团人数92%的帮子，实在是难以做到。另外，从明末以来，朝鲜王国的阶层构成也发生了变，这与明末清初朝鲜经历的两大战乱(1592至1598年的倭乱，即“万历东征”;1636年的丙子胡乱)直接相关。在经历两次大规模战乱后，朝鲜原本森严的社会等级开始松动。阶层间的人口流动加剧，直接后果就是原本作为社会上层的两班士大夫，其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参见表1) 到了19世纪中期，朝鲜王国绝大多数人都成为两班士大夫。身份等级的概念因此而变得淡漠。想凭借身份级别来约束帮子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朝鲜使团每次出行，使团官员虽然会对违法乱纪的帮子们予以惩处，但效果并不明显。帮子们袭扰中国人的事件依然是屡禁不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