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时，曾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表达了自己的委屈。这种委屈和不满，并非来自20世纪30年代以王明为代表的、具有留学苏联背景的“左”倾教条主义中央的排挤和打击，而是对抗战结束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态度不满。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苏联出于其国家利益的考虑，对中共态度冷漠。在1948年国共两党决战进入关键阶段之时，毛泽东多次提出访问苏联以就中国革命若干重大问题与苏联商讨，均被其婉拒。1949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时，苏联仍然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力促国共和谈。这一系列事件引发了毛泽东对苏联的不满，也为日后中苏关系破裂埋下了隐患。
     1949年12月16日，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率团访问苏联。当天下午，苏联国家领导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毛泽东。根据翻译师哲回忆，当两个大国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毛泽东却说了一句颇为出人意料的话：“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这句话似乎预示了这次毛泽东访苏之行的一波三折，也预示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的分分合合。毛泽东说这句话，似乎不符合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领导人的身份，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在第一次面见斯大林的时候说这样的话呢?他的“委屈”究竟从何而来呢?在本文中，作者依据苏联解密档案，对毛泽东“委屈”的来龙去脉加以分析和阐述，以廓清这一历史问题的真相。
     一、毛泽东的“委屈”并非来自“左”倾中央的排挤
     以往学者大多认为，毛泽东所说的“打击排挤”主要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王明、博古等人为首的教条主义“左”倾中央对毛泽东的排挤。20世纪30年代初，王明、博古等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领导米夫的支持下，掌控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们转移到中央苏区后，就开始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排挤打击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及其拥护者。直至遵义会议，毛泽东才重新进入领导层，经过延安整风排除教条主义影响后，最终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事实上， 以王明为代表的青年留苏学生的确排挤打击了毛泽东， 但苏联和共产国际并未打击毛泽东。恰恰相反，苏联和共产国际始终对毛泽东及其所探索的中国化革命道路相当重视和推崇。例如，1930年4月15日，共产国际工作人员马马耶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扩大会议的报告中，就详细介绍了井冈山朱毛红军的建制、政治教育、官兵关系等情况。同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要求红军都要学习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的经验，尤其是在各级建立党支部的制度。在这一段时间，毛泽东的名字多次出现在苏联《真理报》及其他媒体上。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至1936年间，《真理报》各种文章提及毛泽东达60次之多，而且均给予很高的评价。1934年9月16日，毛泽东在苏区早已被排挤的时候，苏联国内将毛泽东若干文章汇编出版， 书名为《只有苏维埃运动能够救中国》，装订印刷颇为精美。这是毛泽东的著作首次面世，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和苏联对毛泽东的重视。
     除此之外，苏联和共产国际还在毛泽东遭受“左” 倾中央排挤打击的时候，尽量保护毛泽东，保留他在党内的部分领导职位。1932年，中共中央开始对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共产国际对此并不反对， 但对毛泽东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保护。1932年10月8日， 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埃韦特在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认同毛泽东的错误，但明确反对中共中央撤销毛泽东职务的做法，因为“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对毛泽东“只能采取和善的说服方式”。1934年3月27日，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希望将毛泽东送到莫斯科养病，以此达到彻底将毛泽东排挤出中共领导层的目的。对此，共产国际坚决反对，认为毛泽东不宜去莫斯科治病，应该留在中央苏区治疗，只有当地医疗条件无法医治而有病死危险时，才能去莫斯科治疗。共产国际的反对使毛泽东能够继续留在中央苏区并发挥作用。在共产国际的保护和支持下，毛泽东尽管被排挤，但仍保留了一些重要的职务，1932年12月27日，共产国际圈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毛泽东赫然列在第10位，排在王明和张国焘之前。此后，“左”倾中央曾多次想取消毛泽东政治局委员的资格，均遭到共产国际的反对。正是因为有政治局委员这一身份，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遵义会议，向“左”倾中央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