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上海市人民沉浸在解放的欢乐中。当时，我在上海招商局工作，与徐鸣椿结婚才一个月光景。
     在这段日子里，许多解放前和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进步壁报团体“今天社”工作的同志，从解放区回到了上海。听到他们对火热斗争生活的介绍，使我受到很大的激励，特别是到交大参加穆汉祥、史霄雯两烈士的追悼大会后，我更心潮起伏。穆汉祥同学原来也是“今天社”的成员，因参加反蒋斗争而惨遭反动派杀害。我深感自己对革命斗争尽的力太少了，有一种内疚的心情。所以，当听到上海学联号召青年参加南下服务团的消息后，我就想前往报名，但担心徐鸣椿不同意，眷恋小家庭。哪知她听后十分高兴，我们一拍即合，就一起去报名参加南下服务团。
     上海解放前，我在上海招商局任二管轮近一年，职位不算低，待遇也不坏。解放后，有同学要我去船上当大管轮、轮机长，待遇更加优厚。南下服务团是实行供给制，到福建去要准备吃苦，何况，我的小家庭是刚刚建立起来的。为了准备婚礼，我俩花尽了积蓄。当时租较好的房子，要用金条去顶，我们也只能照办。房屋装修一新，全套家具是柚木的，还买了配套的床上用品及厨房用具、窗帘等。当时并不普及的鸭绒被，是我出航到长沙时买的。湘绣被面、枕套等，也配套齐全。如今要南下，家怎么办?
     问题还不止于此，鸣椿家境比较困难，堂上寡母原靠我们的工资生活的，我们不能不替她打算。
     我的故乡在扬州乡下。抗战期间，新四军挺进支队管文蔚部来到故乡，我从几位民运工作同志那里学到一些革命启蒙知识。后来到重庆、上海念交通大学，除了在学校阅读进步书刊，还几次向《崭等日报》和《群众周刊》投稿，并向他们借阅《整风文献》、《政治经济学》等当时外面买不到的书。毕业后仍和交大“今天社”的社友保持联系。1948年底，一位中共地下党同志介绍我参加游击队，因家庭原因而未去成。所以，参加革命这个念头，早就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
    

戴上“八一”军帽，佩上胸章，整装待发的南下服务团战士
     1949年4月，招商局接国民党政府着手迁台的指令，对高级船员家属尽量“照顾”，让她们先去香港。因此招商局除令我把江陵轮开到吴淞载兵去台湾，也发给我疏散费和一张去香港的飞机票，要徐鸣椿先去香港。可是，我已下定决心留在上海。我除了自己隐蔽起来，并动员船上要好的同事离船，让该轮无法升火，最终国民警只好弃轮逃走。另一方面，把机票给了徐鸣椿的姐姐，因她的姐夫王观民正在香港。解放后，他们夫妇俩也回到北京在交通部工作。
     我俩虽然不顾亲友劝阻，双双报名南下，但有许多家事需要料理。首先，把家具中能变卖的折价便宜卖掉，再向亲友借些钱，一并给我的岳母，让她可维持一段时间生活。还有对我在武汉工作的父亲，也得做好工作，求得他的理解与支持。因为我在家是长子，一般说家里对长子的要求总是比较高的。我父亲也希望我能分担一部分对家庭的责任。因此，我就得寻求他们的宽容与谅解。我在信中委婉地陈述我的理想与决心，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信写好后，直到出发前才寄出去，因为怕母亲想不通，从乡下赶来上海阻止。最后，房子一时租不出去，硬家具也处理不掉，我们只好再预付一年房租，有些家庭用品直接送到嘉兴岳母家中。
     成了家的人，不像青年人一下决心打起背包就走。但不管碰到什么困难与麻烦，我们参加革命、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是下定了的。当时我们的想法是：面对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的榜样，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投身到革命的大熔炉去锻炼、成长，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心力。我们对国民党的腐败堕落，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欺凌压迫，他们各式各样的谎言、欺骗，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经过比较与鉴别，真正觉悟到惟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惟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祖国美好的明天。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理想与认识，我们才能抛弃身边的一切而参加南下。也正因为这样，从上海出发后不久，徐鸣椿虽然病了(实际上是怀孕反应，但当时医生水平低，看不出所以然，直到抵达福州分配工作后才知道)，但在领导与战友们的帮助与关怀下，我们的心情是开朗的，我们坚持行军直到福建分配工作，没有掉队。而且在这一段日子里，与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回顾这段历程，我们既感到高兴、幸福，又感到惭愧。高兴的是我们没有辜负党的期望与同志们的关怀，用自己的技术多多少少总为革命做出些贡献，得到过一些国家级的、部委级的技术进步奖励;惭愧的是与党和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贡献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