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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科举制度的正面意义在哪儿？我想用四句话来概括：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政学一体、化成天下。我认为，中国式选举制度两千多年运作的基本机理，以及其所达成的社会政治文化后果，尽在其中了。下面对这四句话略作解释。  天下为公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礼记·礼运篇》中的一句话。过去一百多年来，因为孙中山先生的反复提倡，它特别受到重视，也有很多误解。“天下为公”的基本含义是，天下是天下人所共有的，不是一个集团、一个群体的。 在“天下为公”观念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政治观念，也是过去四千年来中国政治运作的基本原则，那就是政治平等，人人都有参与天下之治理的机会。当然，参与方式非常多样，《大学》向我们清楚展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也可以参与天下之治理，比如修身、齐家，这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内容和基础。 政治平等原则在中国政治传统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中国从来没有过奴隶制度（此为作者个人学术观点——编者注）。现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言必称希腊，但是，古希腊民主制度运作的经济社会基础是奴隶制，因为有了奴隶制的经济支撑，才可以在几十万希腊人中，让大概几万人扮演公民角色，才可以建立起所谓的民主制。如果没有奴隶制，还有没有古希腊的大众民主制度？我觉得是个问题。可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奴隶制，我们有的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的政治平等。当然，人人直接参与在技术上做不到，所以就会有“选贤与能”。 选贤与能 古希腊是城邦政治，其政治单位规模很小，而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就是超大规模，从尧舜时代便是如此。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又奉行“天下为公”原则，很自然地会走向“选贤与能”的政治原则。因为不可能所有人都直接参与到国家的治理中来，所以必须从中选出若干人来作为代表。 但是，怎么选？我们的先贤最初确定的一个标准就是“选贤与能”，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在古希腊的大众民主制中也有选，但是，它的选是抓阄、抽签，随机从几万人当中选出若干人，轮流执政或者审理案件。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办法，我们的选有一个标准，必须选出贤和能，不是随机抽取，而必须要选出真正有治国之德和能的人来担任重要职位。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天下为公”，他们节制自己的私欲，来增进天下人的福利。如果采用抽签制，一个牧羊人抽到选上了，他连自己有多少只羊都数不清楚，请问怎么能够治国？说起来再好听的制度，这么搞都没有意义。 所以，“选贤与能”有双重含义：第一是选，第二是选出贤与能。 当然，先贤们对察举制度、科举制度有很多批评，而且集中在一点上：它没有能够有效地把贤能选出来。因此察举制度、选举制度也一直在变革之中，变革的动力正来自于选出真正的贤与能。选不出贤与能，选举制度就没有意义。这一点，是中国式选举制度的核心。 至于贤能的标准，只凭个体与生俱来的能力及由此发育而成的智力和道德，不需要借助任何别的条件。我们深思一下就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最合乎政治伦理的选举程序，它把财富、相貌、家世、血缘等所有其他因素都排除在外了。还有比这更公平的制度吗？因此，这一制度也是最为开放的。 政学一体 “选贤与能”实际上意味着，光有选举程序是不够的，必须还有一个前置程序，那就是培养贤与能。贤能不是自然就有的，一个村庄，一个城市，听其自然，会有贤能吗？如果社会中本来没有贤能，那么，选举又有什么意义？ 中国人很早就把选举与教育结合在一起。大家都知道汉武帝“独尊儒术”，其实，在这个事情背后，汉武帝的最大贡献是创建了一套以教育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模式，或者说宪法体制。首先，建立公立学校体系，以“五经”培养士君子。而“五经”教给学生的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因此，汉武帝又建立了选举制度，也即察举制，选拔优秀的士君子进入政府，担任官员。 中国式选举制度是从这个时代起步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塑造了政府形态，此乃有史以来官员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政府。我们称之为士大夫的这一群官员，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执政群体，其权力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由此，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以教育为立国基础的国家。 从汉武帝时代开始，形成了“政学一体”结构，枢纽就是中国式选举制度。“政学一体”的好处非常多，比如政府官员素质极高，他们都是政治家，因为都有一定的志向，所谓“志于道”，他们希望改进政治、改变现状。因此，我们看到，历代士大夫都有变法的努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效果：中国人普遍重视教育，中国人的识字率，是前现代各国中最高的，并且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观念。我们最近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多半靠的是基本素质较好的大量劳动力，这不正得益于老祖宗重视教育的传统观念吗？ 清朝最后一次发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