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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特赦前，还做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在押人员的历史材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清理，发现其中有数名被错押的起义、投诚人员。姜所长拿着一本卷宗对我说，这个人是卢汉的部下，在云南起义的。经查此人确属起义、投诚人员。与此人情况相似的还有几个，我们经请示后，让他们一律提前离所，并做了妥善安置。这在当时“四人帮”横行肆虐的情况下，主管单位能够主动地为错误关押的起义投诚人员落实政策，是难能可贵的。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济南华侨旅行社礼堂召开宣布特赦大会，由我宣读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每人一份，逐人宣读，逐人领取。会后，大家还会了餐。3月21日，全体特赦人员乘车赴京。 同年3月22日，各地特赦人员先后到京，下榻前门饭店。24日下午，叶剑英、华国锋、吴德、江华在北京饭店接见全体特赦人员。叶帅重申特赦战犯政策，希望他们展望未来，为人民多做好事。黄维代表全体特赦人员宣读致毛主席、党中央的感谢信。接见时在场的还有前批特赦的杜书明、宋希廉、杨伯涛等。接见后，举行了宴会。 至此，全国关押的战犯全部特赦释放完毕。 对特赦人员的安置，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下，有不少意想不到的困难。 在济南安置的有第二批特赦的首要战犯李仙洲，这是按他自己的意愿回山东与家人团聚。李仙洲是黄埔一期学员，号称“山东三李”之一。“三李”是李玉堂、李延年、李仙洲。三人经历相似，下场悲喜不同。李玉堂，国民党第十“绥靖”区中将司令。1948年7月兖州战役中，率六百之众抗击我军，结果全军覆没，逃到徐州，被蒋介石打入“冷宫”(下落不详)。李延年，国民党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兼第九“绥靖”区副司令，1949年9月从福建逃到台湾，蒋介石因其不战而失福州、平谭，以擅自撤退，有亏职守的罪名，交军法审判，判刑10年。1974年11月17日逝世。李仙洲，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1947年2月23日，莱芜战役中战败，化装成老兵逃到吐丝口镇附近被俘。关押期间，因表现较好，经周总理提名于1960年第二批特赦释放。特赦后积极参加街道活动，耄耋之年行走坐立仍保持军人风度。文化大革命中，李仙洲主动上街扫地，小孩看到了就围上去大喊：“大战犯!大战犯!……”妻儿埋怨他不该到处走，李仙洲理直气壮地说：“我就是大战犯，一点不错。我被俘了，改造了，是个好事。他们两个(指李玉堂、李延年)跟蒋介石跑，是个什么下场?”中央领导在北京饭店接见最后一批特赦战犯时，李仙洲也受到了接见。1988年10月22日，李仙洲在济南逝世，享年94岁，可谓终老天年了。 最后一批特赦战犯中，有10人申请去台湾。因国民党拒绝接收，其中1人自杀身亡，4人转道去了美国，2人留在香港，3人返回大陆。这10个人在香港的前后经过，多家境外媒体曾作了报道。新华社香港分社李菊生同志曾回京作过系统介绍。 人物简介 江政洁，1931年12月出生。1949年5月参加革命，1949年5月入党，1991年12月离休，离休前任最高人民法院副局级审判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