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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解决1962 年中印边界第二次武装冲突的对策和办法。 为推动中印边界问题和平解决，1960 年4 月，中国军队从东西两段的实际控制线单方面后撤20 公里，使双方军队脱离接触， 并且在撤出的地区停止巡逻。然而，印度却将中国的和平诚意视为软弱可欺。1961 年， 印军在西段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在中国军队后撤的地区相继建立了43 个军事据点; 在中段侵入中国乌热地区;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北推进，增设了许多哨所。中国政府多次要求印军退回实际控制线的印度一侧，印军拒不退出。因此，中国军队不得不在西段边界实际控制线的中国一侧重建哨所，恢复巡逻。随后，又在东段边界派驻了哨所。 1962 年10 月20 日， 印军从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军队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为什么印军在这个时候发起进攻呢?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曾经分析说：“首先是由于中国一再忍让，印度政府得到一个错觉， 以为中国不会进行反击。同时，印度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很困难，在国际上很孤立，因此妄图用武力来迫使中国屈服。”(《接见瑞典广播公司记者发表电视谈话陈毅副总理谈中印边界问题》，《人民日报》1963 年3 月15 日。) 在这种严重的局势下，中央作出了一系列决策，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击了对手，取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主动。 一是果断决定对印军的进攻予以反击。中国军队进行反击，是为了向印度表明，中国的克制忍让是有限度的，如果想用武力入侵造成既成事实，以此迫使中国承认边界现状是办不到的。毛泽东后来向外宾介绍情况时说：“他们以为中国人无论如何不会打他们，他们就一步一步地向麦克马洪线以北推进，有时甚至到了我们的后边，随便走来走去。我们的总理、总参谋长生气了，太欺人了，决定打它一下。”(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的谈话记录，1965 年3 月4 日。)周恩来也曾解释说：“尼赫鲁不会放弃大印度帝国的思想，”“不会放弃他的侵略的立场。”“只有坚决自卫还击，才能逐步孤立他，才能使他知难而退， 才可以暂时和缓。”“我们不给他一大打击， 是不能引起大的变化的，”“不给他大暴露也是不能和缓局势的。”(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1962 年11 月24 日。)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军队在东段一举全歼侵入中国境内的印军第七旅，越过“麦克马洪线”， 进占达旺。在西段，清除印军在中国境内的许多据点，收复大部分领土。第二阶段，中国军队在东段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土地，在西段驱逐入侵印军，拔除印军全部侵略据点。 二是在对印军进行必要的反击后主动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的积极建议。中国军队对印军进行军事反击，是不得已的、被迫的。中国坚持认为，两国边界的争议只能通过和平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因此，反击战第一阶段在军事上给予印军沉重打击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呼吁：“中印两国政府都应该以中印十一亿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 以两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共同利益为重，以亚洲和平和亚非团结的利益为重，竭尽一切可能，寻求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途径。”(《为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政府郑重提出三项建议》，《人民日报》1962 年10 月24 日。)并主动提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第一， 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 公里，脱离接触。第二，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第三，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 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政府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这三项建议于1962 年10 月24 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国政府主动提出这三项建议，对在战场上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的中国军队来说，是一个重大让步。印度政府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当天就拒绝了中国政府的建议。与此同时，印度还积极寻求美国的军事援助，进行战争准备。他们不仅继续在中印边境地区侵犯中国的领土、领空， 而且加紧迫害在印华侨，纵容在印的西藏叛乱分子进行反对中国的罪恶活动。这样，迫使中国政府再次反击印军进攻，并取得胜利。 三是在第二阶段自卫反击后主动采取重大的和解步骤。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引起许多国家的担忧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为了在政治上取得主动，争取各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中国政府在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后，根据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原则和方针，决定立刻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准备后撤。1962 年11 月21 日零时，《人民日报》以声明的形式公布了这个决定。决定指出：第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1962 年11 月22 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第二，从1962 年12 月1 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 年11 月7 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 公里。在东段，中国边防部队虽然至今是在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进行自卫反击，但仍准备从目前的驻地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并且从这条线再后撤20 公里。在中段和西段，中国边防部队将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 公里。第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持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的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中国政府将经过外交途径把上述检查站的位置通知印度政府。 这一举动，在世界舆论中引起巨大轰动， 许多国家在感到意外的同时，纷纷为之称道。缅甸驻华大使叫温称这些措施“非常崇高、宽大”，“印度政府应该予以接受，并采取同样措施”。(缅甸驻华大使叫温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1962 年11 月21 日。) 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华期间对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对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很大主动，这是明智的步骤。中国关于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中印冲突的建议，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同周恩来的谈话记录，1962 年12 月26 日。)。这样，中国在政治上进一步取得了主动，而印度则陷入被动之中。 (三)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两个认识。 第一，如何评价毛泽东关于双方后撤20 公里的决策。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上，毛泽东关于双方“后撤”的决策至今仍存在不同的认识。一些人对这个决策提出质疑，认为这个决策是错误的，不仅当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给今天解决这个问题留下后患(即难以要回当年我们后撤而被印方占据的地区)。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情况。 从国际战略的角度考察，上世纪60 年代初，我国不仅继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包围和封锁，而且与苏联的关系恶化。因此，争取和团结包括印度在内的亚非国家的支持，搞好同他们的关系，就显得特别必要。中国政府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中所提出的积极建议和采取的“撤军”等措施，使很多国家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其中包括一些过去对中国持有偏见和怀疑态度的国家。这样，中国就赢得了更多的朋友，国际地位和声望在这场集政治、军事和外交于一体的斗争中得到提高，避免了四面受敌局面的出现。 从边界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双方后撤的决策也是必要的。如周恩来所说：“在有争执的边境地方，如果不使双方的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就很难避免冲突。”(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1962 年11 月4 日。引自《人民日报》1962 年11 月8 日。)另外，当时仅由中印两国谋求直接谈判还不够，还需要其他亚非友好国家进行斡旋。从实际效果看，由于中国政府率先停火并且撤回自己的部队，中印边境的局势缓和下来，为一些关心亚非地区和平的国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斡旋奠定了基础。至于“后撤”带来的问题， 只能在以后条件成熟时通过两国和平谈判予以解决。 第二，如何理解中国政府在边界谈判中坚持以恢复1959 年11 月7 日双方的实际控制线为谈判的基础。这个问题，是中印边界第二次武装冲突后中国在谈判中与印度之间的一个重大分歧。印度方面坚持首先恢复因印军一再入侵而造成的1962 年9 月8 日以前的边界全线状况，然后再举行会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