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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诸葛恪两次北伐(5)

http://www.newdu.com 2017-08-24 历史之家 佚名 参加讨论

     聂友、滕胤都建议恪协调内部关系,关注民生,“案甲息师,观隙而动”。滕胤劝恪“众苟不悦,君独安之”,实际上是警告他统治集团内部少有人支持他,但诸葛恪毫不理会。
     在战争过程中,将士们也多有建议,如果恪能适当采纳,及时撤军,也会减少损失。围攻新城数月后,“诸营吏曰白病者多,恪以为诈,欲斩之,自是莫敢言。”将军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夺其兵。都尉蔡林数陈军计, 恪不能用, 策马奔魏。”面对军事上的困境,恪更是恼羞成怒,拒绝一切合理化的建议,只能在失败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陈寿《三国志》卷六四传论亦云:“诸葛恪才气干略,邦人所称,然骄且吝,周公无观,况在于恪? 矜己陵人,能无败乎! ”
     特别要强调的是,在北伐前线,与诸葛恪对抗最激烈的是江东军事人物将军朱异等,朱异出自吴郡“四姓”之一的朱氏,为江东本土大族的代表,他在关键时刻“有所是非”,应当是反对围攻新城,提出自己的军事主张。对此,《三国志》卷五六《吴书·朱桓传附子异传》注引《吴书》载之甚详:
     异又随诸葛恪围新城,城即不拔,异等皆言宜速还豫章,袭石头城,不过数日可拔。恪以书晓异,异投书于地曰:“不用我计,而用傒子言! ”恪大怒,立夺其兵,遂废还建业。朱异的态度对其他将士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诸葛恪与江东军事将领素有矛盾。据同书《朱然传附施绩传》,丹杨人施绩为孙吴名将朱然子,然为朱治姊子,本姓施,绩复本姓,绩领兵上流,与诸葛恪弟融不睦,绩曾与攻击江陵的魏军作战,融承诺配合施绩而不出师,导致绩师大败,融虽过失严重,但得其兄恪的保护而得不废。不仅如此,恪怨恨施绩,寻机报复:“初绩与恪、融不平,及此事变,为隙益甚。建兴元年,迁镇东将军。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绩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绩复还乐都、假节。”可见恪以绩随军北伐,剥夺其上流重任,交由诸葛融兼任,这实际上是利用北伐打击异己。这样,施绩等必然消极应付甚至寻机破坏恪之北伐。后来孙峻又利用绩诛杀诸葛恪,并派他抓捕诸葛融。孙峻之所以敢对诸葛恪下手,因恪已是“民之所怨,众之所嫌”,所谓“民”、“众”,主要为江东之本土士民。
     由上所述,可知孙吴统治集团中无论是儒学士大夫,还是军事将领,以至下层之“众庶”、“百姓”,无不激烈抗议诸葛恪北伐,这其中有更深层的原因。孙吴建国过程中,孙策、孙权兄弟都执行了以江东为根本的军事战略:由江东而荆、益,而中原。在实际军事活动中,自建安初至黄武初,孙氏兄弟主要依靠淮泗武将征服长江中下游地区,而此后随着孙吴政权的不断“江东化”,自黄武以来,江东大族代表人物如陆逊、顾雍等明确主张保境息民,反对大规模经营北方,而以张昭等为代表的侨寓儒学士大夫其政治、军事态度与江东本土大族基本一致。在这一背景下,孙权确立并坚持“限江自保”的国策。但诸葛恪打破了这一国策,劳师远征,必然引起江东大族的反对,否则严重的战争灾难必然落在他们身上。前引恪出兵,“百姓骚动,始失人心”,恪兵败后,“众庶失望,而怨黩兴矣”云云,都说明了这一点。对此,曹魏、蜀汉的有识之士都看得很清楚。《三国志》卷二八《魏书·邓艾传》载邓艾对司马师说:
     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竟于外事,虐用其民,悉国之众,顿于坚城,死者万数,载祸而归,此恪获罪之日也。昔子胥、吴起、商鞅、乐毅皆见佐时君,主没而败。况恪才非四贤,而不虑不患,其亡可待也。
     诸葛恪辅政,理应改变孙权的“杀生赏罚,不任下人”的状况,争取“名宗大族”的支持,才能稳固“根基”,否则,“其亡可待”。对此,宋人张敦颐的评论是比较深刻的。他在《六朝事迹编类》卷一“总叙门”之“六朝保守”条中指出,孙权内心里实际上怀有天下之志,“然以传考之,亦未尝求逞于中国??自后世观之,谓之可怯也,而权不以为耻,岂非天下之势,既未有可投之隙,与其力争而取败,不若退守而待时也耶??此权之所为智也。及嗣主立,诸葛恪为政,首侵边以怒敌,东兴之战幸捷,顾不能持胜,复违众大举,一败涂地。恪既丧躯,而孙氏之业因以衰焉。则权之兵不妄动,利害果何如也。”孙权“保守”而国安,诸葛恪进取而一败涂地,“孙氏之业因以衰”,这是由于孙吴之立国方略和江东地域社会的态度所决定的。由上文考论可知,诸葛恪作为孙吴侨寓后进之士的杰出代表,在孙权死前被任命为少主孙亮的首席辅政大臣。为巩固这一地位,强化权力,诸葛恪急于树立威望,辅政之初便主持了一些政治改革,一度赢得了孙吴士庶的广泛赞誉。不仅如此,恪还大举北伐,在初次用兵江北获胜后,建兴二年竟倾全国之力北伐,引起其辅政集团内部及其他各种政治力量的激烈反对,特别是江东本土士庶的抗议。恪虽才思敏捷,但性格粗率,刚愎自用,很难听取不同意见,以致其决策一错再错,违背了孙策、孙权兄弟以来逐渐确立起来的“限江自保”的战略和国策,最终兵败于外,政亡于内,祸及子孙,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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