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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军区在运动中组织“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包查包打，在5天的时间内就查出大小“老虎”288只，贪污款额总计为65亿。 毛泽东认为，凡属管理钱物的机关，不论是党政军民学，必定有大批的贪污犯，斗争的注意力当然要引向这些部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那些用钱不多的机关，如宣传、教育机关和民众团体，就没有”大老虎“，持有这种认识的人，是糊涂的。他的意见已是十分明确，“打虎斗争”包括所有领域和单位，没有任何单位可以例外。 河北省香河县9个村的初步调查显示，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占33%，9个支书中7个贪污，9个村长8个贪污，其中1个村干部贪污公粮一万斤以上，已够上“小老虎”。毛泽东抓住这一事例，再次把打“虎”斗争引向高潮，他说：“凡说乡村干部中没有或很少贪污的，凡说乡村中虽有贪污但是没有老虎(当然不是说每乡都一定有老虎)，应即以香河县的证据驳倒他。” 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清查真假，严禁逼供  在全国性的“打虎”斗争中，由于定预算“指标”，过分强调“打虎”实绩，自然使各单位争当先进，惟恐落后而受批评。如此相互攀比，你追我赶，也就免不了逼供，于是，“小老虎”被打成“中老虎”、“大老虎”，甚至造出了许多假“老虎”，无形中伤害了好人，运动明显地出现了偏差。 毛泽东也关注到了运动中出现的偏差，他一面强调进度和指标，一面又在不断地调整政策。1952年2月9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2月20日，他又指示：“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 他在转发中直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还再次重申：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当时，鉴于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分子的95%以上，而他们贪污的金额在旧币1000万元以下，考虑到扩大教育面，中央研究决定对这些人，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有的甚至可以不予行政处分。在对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上，毛泽东也主张更宽大一些，在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的处分外，他还特意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因为，这样可以“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 1952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经审理，最后共有9942人判处有期徒刑，67人判处无期徒刑，9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42人判处死刑。(张家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