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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万人分7批运达，另外约一千五百多人自愿留在越南。去台人员均在台湾南部的高雄港上岸，大多数编入陆军各师，眷属则分别安置在台北、台中、台南、左营、花莲等新建的“富台新村”。至于黄杰则在越南处理善后事宜，四处登门造访，表达感谢之意。走前，他向堤岸各侨团辞行，欢宴中即兴赋诗，算是告别富国岛岁月的心情写照：  去岁忘情曾烂醉，而今病胃怯杯多 中原自有重逢日，风雨南邦奈别何 黄杰回到台湾以后被誉为“海上苏武”，在众叛亲离的混乱岁月中，他对蒋介石的忠心不二算是通过了严峻的考验。对于固守台湾一隅的国民党政府，最需要的莫过于这种虽乏慑人才具但能死心塌地的追随者。返台两个月后，黄杰即被擢升台北卫戍司令部司令，并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连续担任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总统府参军长”，等于是蒋介石此时在台湾的第一号看门人。后黄杰又被委以组建国民党在台最重要的情治机构——警备总司令部的重责大任。这是一个几乎可以对异议分子使用任何手段的特殊单位，黄杰被认为可以忠实执行上级指令，过去国共内战中那种宁死不降、千里流亡的精神可以轻易地转化为对异己的无情镇压，毕竟这两种行为都需要依赖强烈的敌我意识，都需要你死我活的拼斗干劲。在返台的前十年内，黄杰就是被赋予了如此角色，在此期间，发生了孙立人案件、刘自然事件，以及雷震与《自由中国》杂志案，均曾在国际上喧腾一时。黄杰不仅听命于蒋介石的指示，也与当时情治工作实质上的最高负责人蒋经国往来密切，双方家庭私交甚笃。 尽管如此，在台湾一般民众当中，黄杰并不被看成穷凶恶极的政治打手，或许他行事一向低调，绝少张扬，给人感觉只是一个听命行事的老老实实的军人。1962年底，黄杰脱下军装，转任“台湾省主席”，掌管食衣住行民生大计，与一般民众密切接触，各县市乡镇请托之事不断涌来，黄杰必须经常出现在媒体上，这也是台湾土地改革10年后市场经济蓄势待发的时期，一般人的生活情况迅速改善，社会上出现许多新的生活娱乐。这样一个时期的“省主席”必然会予人较深的印象，而且是不会太差的印象。上面所提到黄杰的麾下史铭所呈照片正是在此时候，多少勾起了16年前的往事，其实那不过是国共内战末期的小波澜，当时的新中国已跨过朝鲜战争、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大跃进、中印边界战争等重大事件，在惊涛骇浪中勇往直前，并正将迎接那“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谓黄杰的个人经历及其命运不过是前朝轶事，微不足道，没有人在意，当然，也没有人知道。 后记：笔者念小学时，一次游高雄名胜澄清湖，见湖边有一弹丸小岛，岛上有碑文刻着“富国岛”，当时并不知道其所资纪念之事，只因在风光明媚的湖边，曲径通幽，走过吊桥，踏上小岛，见此庄严的碑文，自然留下印象。直到成年后始阅及富国岛之事。三年前，更在偶然的时机下，搜购得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里面有黄杰在各时期的文件、诗文手稿和照片，经报章披露后，一些富国岛的后人主动登门造访。这时笔者才知道，黄杰返台后，一些重要机要幕僚随着他平步青云，亦曾活跃于台湾政、军、警各界当中，如今多已过世，即使当年的少年兵如今也已逾七十之龄，第二代则漂泊海内外，一如大时代的聚散离合。因此日前笔者整理黄杰的相关资料，随笔记下这段往事，以在中国历史转折的浩瀚文献中，留下些许渺茫的云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