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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袁氏后人的这一说法，董哲的回应是，《建党伟业》这部电影有其特殊性，既要尊重历史，同时也要留有一定艺术创作空间，而对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的问题，他称“初中课本就有定论”。 记者查阅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初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三册，关于“二十一条”的表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中国山东，强占胶济铁路和青岛。袁世凯竟然不敢反对。日本得知袁世凯想当皇帝，急需取得日本支持，于1915年，由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暗示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袁世凯几乎全部接受了日本的要求。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二十一条”的历史真相究竟如何，成为两造争执焦点。事实上，“二十一条”并未全盘照签，最后签署的修正案，已经与最初的“二十一条”有很大区别，现今已有不少历史资料为证。在1915年5月25日正式签署的这个条约中，日方提出的第五号七款已被删除，第三号两款变成了一条换文，第四号改由袁政府自行发表声明。 而自1915年1月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至最终签署，其间也有相应历史资料证明，袁世凯政府采取了拖延、泄密、刺探日方底线、利用公众舆论助力外交等等方式，努力减少损失。 袁世凯当时对“二十一条”的反感，也有其朱批为证。据曹汝霖时任外交部次长回忆，他收到的袁世凯批阅件上有这样的文字—针对合办矿业：“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国人自办。”针对建造铁路：“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由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故意“泄密”，“以夷制夷” 《顾维钧回忆录》披露，在交涉过程中，袁世凯交代替代孙宝琦的外交总长陆徵祥，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以达“尽量拖延”的目的。对此，陆徵祥心领神会，于是想出了许多计策，与日方展开了周旋。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在《袁世凯真相》中也指出，日方要求从速解决，建议每日开议一次。袁方则主张每星期开议两次。在第七次会谈后，日本政府一边增兵南满，同时恐吓称“如果数日内交涉仍无满意之发展，恐将发生意外”。此后袁政府同意每周开议三次。如此反复，自2月2日正式开始谈判，至4月26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止，历时84天。前后会议25次，会外折冲不下20余次。 故意“泄密”，希冀“以夷制夷”，引起国际干涉，是袁政府的另一策略。陶菊隐披露，在日本公使刚提出交涉方案后，其时的外交总长孙宝琦已“不知轻重地把日置益与袁会谈的内容公布出来。”而在开议的过程中，“外间不免有所传闻，日方不止一次地指责中国政府有意泄露消息，借以阻挠交涉的顺利进行。”《顾维钧回忆录》也透露，时任袁的英文秘书的顾，则“每天在外交部开完会后，如不是当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