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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亡之后，扛住了蒙古铁蹄两次东征的日本，日渐以“小中华”自居。这种“中华”使命感，在明亡清兴之后更为强烈：未被满清征服的日本，与虽被征服却未被占领的朝鲜，在“中原沦陷”之后，都认为自己才是“中华”的真正传人(有关朝鲜的“中华情结”，请参阅《中国经营报》2010年8月23日1874期“先锋话题”《半岛之殇》)。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1862年，日本幕府派出商船“千岁丸”，前往上海进行贸易，年仅23岁的高杉晋作(不久后创建了著名的“奇兵队”)随船前往以开眼界。在上海，他发现，日本几乎家喻户晓的畅销书、魏源的《海国图志》，居然杳无踪迹，甚至乏人知晓，这令他深感震撼。 当时的日本还相当落后，中国则已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即将进入“同治中兴”，但日本使节却从上海一个剖面，看透了中国的病态。 9年后(1871年)，中日两国谈判《中日修好条规》，日本代表团坚决不同意清政府在条约中自称“中国”，谈判甚至因此陷入停顿。 纵观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文献，“神州”、“中华”早已成为日本人的普遍自称。这种“中华情结”，导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将自己包装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解放者，起到了巨大的分化瓦解作用。而日本的史料中，也留下了不少中国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记载。 在鄙视蒙元、满清等“鞑虏”及懦弱的汉人的同时，以文天祥为代表的南宋抗战英雄，却日渐成为大和民族的敬拜偶像。 “中国武士道” 在中国精英们普遍进入“妇女态”的同时，日本的精英们却信奉“左文右武”。日本“读书人”居然身佩双剑，这令来访的大清学者极为震撼…… 中国的文弱，普遍认为正是始于宋代。当赵匡胤取得天下时，基于五代时期“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乱象，一方面“杯酒释兵权”，另一方面“以文臣知州事”，不仅夺了丘八们的权，干脆连枪杆子都藏了起来。到了宋真宗手里，宋室达到强盛顶峰，真宗皇帝更是御笔亲撰《劝学文》，宣称“书中自有千钟粟”、“黄金屋”、乃至“车马多如簇”，鼓励“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给天下人放了根很诱人的胡萝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