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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政府购价的厚薄对于棉花丰歉的影响之大，几乎可以等于季候的优劣。80年代初期政府给予棉花收购的优价，曾经引导中国的棉花产量于两三年间迅速地增长起来，已成仓库胀满、纺机破肚之势。于是，政府一方面大杀棉价以约束农民的生产;另一方面则鼓励城里乡下摆开无数大小纺机，加紧吃掉已有的棉花。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政府行为的变化本来是由于市场的变化，所以从道理上讲并不为错。不料实行起来却是物极又反。价格的连年被杀，导致了农民的连年减种，又至棉花产量一降再降。而仓库里面的棉花却也减而又减。棉价被政府捏在手里，农民看不到价格上扬，仍在削减种棉计划。城里大纱厂千千万万的纱机均半饥半饱，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甚而根本就因无棉停止操作。城里的缺棉之声，如火如荼。“我已经焦头烂额了”，保定第一棉纺厂的厂长说。看来这不是无病呻吟，眼下他的十万饥饿的纱锭正在吃下最后一批棉花，工厂里偌大的原料仓库全部空空荡荡。 在乡下，情势迥异。棉花似乎无处不在。乡村的公路上，或马车，或汽车，满装了棉花擦身而过，村庄里面小而杂乱的轧花作坊，几被棉花淹没。农民自己的纱厂里亦有堆积如山的棉花，令你无处置足。这与城里大纱厂相比，形同天地。 何以乡下的棉花不能弄进城里? 尽管有了政府“专营”的尚方宝剑，专司棉花收购的官员却无法购到足够多的棉花。收购计划的无法完成以及千万纺机的嗷嗷待哺，并不在于没有棉花。我们国家1988年多雨，多虫，棉花的减产是确实的，然而减产的幅度是否如人们所说的那么大，至为可疑。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乡下有棉花，城里的大纱厂原也不该有那样火急火燎的局面。问题是，政府方面仅以“爱国棉”的教导和低价的专营不能令农民心甘情愿地把口袋里的利益掏出来，农民正在施展其特有的狡猾来拒绝卖棉。地方政府的官员大都不肯倾全力去对付农民的狡猾，其心态亦有微妙的可鉴之处。以税收论，农民的小纱厂，利益在当地政府;城里的大纱厂，利益在中央政府。要地方的官员饿“小”以饱“大”，等于饿“己”以饱“人”，这和要乡下人拿自己的腰包去填城里人的腰包是一样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