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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了内情，后来再去，我就拉上一些男士同往。 为了更为接近“红包场”，第一回我请出了姜思章老师，他是1988年“老兵回乡运动”的发起人。姜伯伯愿意陪我，他一到“红包场”，就被团团围住、递名片，要他点自己的歌，跟他要红包。陪我同去的男士总要包很多红包，掏出很多钱来，于是，我也准备了红包给歌手们。这样也可以和她们熟络一些。  另一回我拉上了一位多年的老友，出身美国长春藤名校的博士，年过六十，风度翩翩。这样的男子出现在“红包场”，简直就成了白马王子，“大哥”“大哥”地叫个不停，身上也搭上了女人的手。唱完了歌，给过红包，一同聊天的时候，我就随着大家的谈话问这些女子，从哪里来，大陆家里的情况怎样，结婚了没有，如果她是在台湾结的婚，家里都有什么人。 有一回拉上的是做老兵口述史的谭端，一位年轻的帅哥，从未见过“红包场”的场面，一群歌手围着他，谭端紧张得把自己的背包紧紧地抱在胸前。 她们殷勤地坐在男人身边时，我就成了男人带来的亲戚。拉上男人去“红包场”聊天的次数多了，就能问出来一些事情，她们多是来自大陆，有的歌手已经50多岁。很多歌手是通过婚介公司来到台湾，嫁到台湾的大陆配偶到“红包场”来赚些生活费;有些歌手也是老兵妻子，下班了褪去脂粉，苍茫月色中坐上公车，回家照顾老伴。有的是假结婚——还要自己掏钱给假结婚的男人，以获得保障她合法在台的身份。台湾户政方面也查过假结婚的事件，提问时会加上男方的生活爱好，以及涉及隐私的问题，以辨明婚姻的真假。 在西门町过去可以有多家歌厅让大家选择，如今老“荣民”伯伯们也大多年迈，有些老得连走上台前送红包给歌星的力气都没有，只好在台上挥手，让服务员替他们转送红包。有些听着歌就开始打呼噜了。 这些老兵一生坎坷，如今，早已步入人生的黄昏，他们要的只是一份体温。卑微得只要有人关爱就行，别无他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