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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蓝衣社扶植的中国学生运动并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团体这个名词立刻使多数读者联想到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侵略、恶毒的态度。蓝衣社痛恨法西斯日本，也激烈反帝国主义我们可以理解，绝大多数中国人无不如此。他们喜欢夸称，通过恫吓他们对压制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的反蒋、反政府民众(主要是学生)示威运动作出贡献。但是他们的活动都没能停止中英文报纸及非正式印刷品对蒋及对蓝衣社本身不断出现的抗议和猛烈批评。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暗杀是蓝衣社最受人诟病的活动。有两个著名的被害人是军阀将领，其中一人涉嫌和日本人有往来;还有两人是天津的亲日报人。这反映出蓝衣社强烈反日分子的心态，该社的一份出版品声称一九三三年春天，它在武汉杀了四十名勾结日本人的“叛徒”。虽非亲日派，但批评蒋不遗余力的自由派人士也有遭到蓝衣社毒手的;中国保护人权联盟两名会员遇害，一是联盟副主席杨杏佛，一是上海最著名的中文报纸《申报》负责人史量才。蒋有可能并没下令干掉这些人，蒋的情报头子戴笠或许未请示老板就自作主张(这样蒋就可否认涉及)。不论怎么说，报界把这笔账通通记在蓝衣社和蒋本人头上。更重要的是，蒋即使事先不知情，他也没在日记中显示关心它们，也没提到他试图制止这种行为，以免恶名昭著。 除了这些个案，某些历史学家指控蓝衣社涉及广泛杀人最戏剧化的证据，是《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日刊出的一份“神秘文件”。据说，这份文件由蒋介石的“中国法西斯组织”发出，把五十五名“中国领导人”列入“暗杀对象名单”。伊罗生的杂志《中国论坛》(China Forum)把这份文件交给《大美晚报》。伊罗生公开表态亲共，日后成为托洛茨基派，不是没有偏见，但是他并没向《大美晚报》隐瞒此一“神秘文件”是由中共中央印刷局交到他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