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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模宁给黄炜孟写信的同时，汪克宽因为原在大红罗厂南巷20号与家人同住，衣物等生活用品都不在身边，特别是2岁的儿子吵着要他的小暖瓶，不得不找到设在离家不远的小拐棒胡同的红卫兵办公室。几个红卫兵告诉她：“他们(指黄瑞五、黄炜班和男佣)都是反革命，有枪有子弹，都被我们用木棍打死了。”“他们既然是反革命，我支持革命行动。”面对稚气未脱还只能算是孩子且又无法无天的红卫兵，汪克宽只能违心地这样说。那一刻，她想的更多的是为了可怜的幼子，她还得活下去。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经过红卫兵的允许，汪克宽回家取衣物，又碰上姜老头，被告知去派出所迁户口。在派出所，片警罗××接待了她。因为罗××清楚抄黄家的全过程，汪克宽为了核实情况，问到：“我们家抄出的是什么枪?”“没那回事。”“红卫兵说几个人是他们打死的。”“没那回事。”这个让红卫兵头目即自己的弟弟带人来抄家、并打死几条人命的警察完全否定了红卫兵的话。 汪克宽进一步到北京市三十八中学核实情况。那里的红卫兵说：“大红罗厂一带本来不归我们管，因为有人来通知说有人在转移贵重物品，并且叫我们去，我们才去的。”大红罗厂南巷20号的黄家，经过8月28日红卫兵的血洗，丢掉了5条人命，全部家当被抄。韩模宁找到片警罗××，想要回妻子黄炜班生前带的手表，那是朱德送给女儿朱敏、朱敏又转送给韩模宁的，此表对韩模宁的意义不同一般。但罗××只说了三个字：“不知道。” 不久，黄家被从大红罗厂南巷彻底“扫地出门”。姜某一家由厢房搬进了宽敞的北房。后来由房管所安排，又搬进了4户人家。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黄家活着的人感到为亲人昭雪的机会到了。为核实情况，他们找到姜某所在的海军机关。有关人员接待他们说：“姜某得了一种病，已经丧失记忆，过去的事都忘光了。”他们又找到西城公安分局，一位负责人针对追究凶手和指使人的责任说：“这是当时依照谢富治的指示精神，所以才出现这种事。”他们给胡耀邦同志写过信，也找过中组部、侨联、北京市委，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对黄家的遭遇都很同情和重视，分别有过指示。当时的中组部负责人帅孟奇、章蕴都亲自过问。黄家死去的亲人当然都有了“结论”，但他们要的仅仅是一纸“结论”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