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湖南常德时，邓小平就对进军大西南的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他指出：进城后一定要发扬革命传统，纪律严明，爱护群众，要万分警惕李自成入北京后的享乐思想。李自成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1950年元旦，邓小平起草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感谢电，指出：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第二野战军的指战员们首先想到的是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和华中地区的父老乡亲，深刻铭记第三、第四和第一野战军及华东、华中、西北的党、政府和人民所给予的热情帮助和鼓舞。感谢电通篇用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二野取得的所有胜利，都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的全力支持和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下取得的，胜利应归功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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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邓小平在二野三兵团一次师以上干部会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仗打完了没有?”他指出：“当前，九十万国民党部队尚待改造，六千万基本群众尚待发动，数十万土匪尚待清剿，广大农村的政权还没有建立，破产的城乡生产还没有恢复，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可我们有些同志却认为仗打完了，该享乐了。这是何等的危险和可怕!”
6月，邓小平在《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中，对西南地区整风运动的紧迫性、目的和意义都作了精辟论述，对西南地区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根源进行分析，指出了克服党内不良倾向的方法和步骤。他指出：今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进行一次整风，中央指出目前我们党内主要错误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在西南来说这个问题比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西南还有两种倾向，一个是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一个是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也是要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他并就这些不良倾向作了具体分析：
关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问题。首先表现在征粮工作中的强迫命令。有的部门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随便扣押捆打，采取游行罚跪等错误作法，甚至有个别逼死人的。在税收工作中，部分地区提出只要有交易行为，就得收税。如有收草鞋税、10个鸡蛋收3个、3斤酒收1斤米的事。其次是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如个别地区在接管国民党政府公粮时，部分干部工作中粗枝大叶，不认真核对粮仓中的库存，只加上一张封条，就算接管了，造成许多“空仓”，致使国家财产遭受不应有的损失。重庆某厂军代表，由于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作风，严重脱离群众，影响工人的主人翁思想发扬，发生了车间秩序混乱、工人磨洋工、坐厕所、松马达、关纱车等现象，坏人乘机破坏机器，严重影响了生产。
为什么会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倾向呢?邓小平透彻地分析道：进入西南以来，工作是很繁重的，绝大多数同志，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工作都很努力。但是，如果“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是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不成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这就叫做“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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