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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非常赞同西南局组织部提出的“发展党的组织，重点主要在城市，首先是发展工人阶级中的党员”的观点。他还在全区的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注意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在党内增强无产阶级成分的比重，批评了那种不重视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的思想，批评了组织发展中的关门主义倾向。
     邓小平的批评和西南局组织工作会议以后，西南各城市的党委加快了在工人中建党的步伐。到1950年底，重庆市发展了新党员1635人，大多数是产业工人。全西南的产业工人中，截至1950年8月，新发展了3076人入党。在以后的“三反”、“五反”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工人中的党组织在全西南得以健全和巩固。
     搞好与地下党的会师，正确使用地下党的力量。西南原有地下党员5.6万人，其中一部分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与若干挫折中成长起来的，是建设西南的重要力量。搞好与西南地下党的会师，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作用意义重大。
     在这5.6万名党员中，大部分是1948年至1949年发展的新党员，还有一部分是在临近解放时大量发展的。据川东万县、铜梁，川西彰明，贵州大定和云南丽江几地统计材料看，1948年到1949年入党的一般占80%，这大批新党员中又以农民为最多，占80%左右。由于当时环境限制，骨干缺乏，教育较少，一般党员的觉悟都不甚高;在大量发展中，有些地方组织不严，手续紊乱，缺乏严格审查，致使一些投机分子、反革命分子和自首叛变分子混入党内，甚至个别党的支部被地主富农反动分子篡夺与控制，造成了党内组织不纯的现象。
     针对上述情况，西南局组织部于1950年6月发出《关于加强党的教育整理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对原西南地下党组织进行了整顿。邓小平指出：“如果我们不在现在数目较少，易于整理的时期把组织整顿一下，我们很容易重复老区建党的那些错误。我们觉得：一个胜利的党，对于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格些。我们有一批党员的标准确实太低。对于个别品质恶劣的人，对于若干完全不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对于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谨慎地个别地清洗出党是必要的。其数目也是不会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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