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2月31日,毛泽东发布了《祝贺新年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提出1950年的新任务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同时提出要逐步转入和平建设,医治战争创伤,克服战后的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 1950年元旦,即成都战役结束后的第5天,刘伯承出席重庆市庆祝西南解放大会,发表入川后的第一次长篇演讲。他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建设新西南的三项任务:“第一项是,建立革命的秩序,维护治安。西南区是全国最后解放的地方,也是蒋介石匪帮盘踞得最久和他在大陆上最后覆灭的地方。因此,治安问题,更加复杂,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很多。”“目前首先就是对分散隐蔽继续造谣破坏的特务匪徒,和流窜在农村的土匪特务武装,必须人人一致警觉起来加以彻底肃清。对散兵游勇,必须进行登记,集中训练,妥善处理。只有这样,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秩序才能安定下来,人民才能各自好好生产,经营工农商各业。这是解放后第一个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然,生产、文化教育等一切工作无从做起,即使做了也无安全保障。” 关于第二项任务,他指出:“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是共同纲领中的基本问题,也是使我们国家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他解释这项任务的必要性和艰巨性说:“西南区蒋介石匪帮统治最久,经济遭受摧残最深,解放以前为蒋匪依靠作卖国内战的基地,所受兵灾也最深,临败走时该匪又有计划地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恢复和发展生产,目前困难很多,而首先是如何有步骤地恢复生产的问题。我们必须切实执行毛主席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这是一切任务所围绕的中心工作。” 关于第三项任务,他说:“毛主席说过,生产建设即物质建设与文化教育即思想建设是相辅并行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同时,文化教育更主要的是为生产建设而服务,是以生产为中心来进行的。”对西南区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的特殊意义,他强调指出:“重庆是蒋介石匪帮首脑机关长期盘踞的地方,曾经大规模地开办各种训练班,印发反动的报纸书籍,进行反革命的宣传,灌输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蒙蔽毒害青年知识分子和人民;同时摧残进步文化,封闭进步的学校和文化机关,屠杀进步的文化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使进步的思想输入困难。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坚决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新的文化教育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生产建设及其他建设,必然要起更大的推进作用。” 刘伯承鞭辟入里的演讲,博得了与会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会场里掌声不绝,欢声四起。他在川中素孚众望,这次发表的政见,表现了高度的政策水平,又完全切合西南的现状,也符合人民渴求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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