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杜勒斯在艾森豪威尔授权下发表了一篇措词强硬的声明，对中国发出了战争讹诈的叫嚣。这个声明一方面重申，“美国负有条约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不受武装进攻，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像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同时，声明也暗示美国没有放弃通过谈判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1958年9月7日《人民日报》)对于美国政府的战争讹诈，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着重分析了炮击金门以来的国际形势，他说：“我看美国人是怕打仗，我们也怕打仗，问题是究竟哪一个怕得多一点……据我的看法，是杜勒斯怕我们得多一点。”他又说：“美国现在在我们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些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过去，我看他就舒服了。他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的颈吊在我们中国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他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们。我们哪一天踢他一脚，他走不掉，因为他被一根索子绞住了。”毛泽东又说：“我们并不要登那个什么金门、马祖。你登它干什么?它的工事坚固。就是吓它一下。但是，金门、马祖并不一定是不打，一有机会，我们就机钻上去，相机而行。”
     9月6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警告美国政府，如果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声明重申了台、澎、金、马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军事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同时倡议中美两国政府坐下来谈判，恢复被美方单方面停止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毛泽东的讲话和周恩来的声明，显示出中国政府的此次军事行动，不同于1950年和1955年。那两次主要是打击台湾当局，而此次“炮打金门”，主要是针对美国，至于惩罚将军倒还是次要的考虑。同时，周恩来的声明是要求美军从台、澎、金、马撤出;而毛泽东的讲话则是以金、马作为一个绞套，不怕美国钻进来。这可以说体现了中国政府对金马战局的两种准备：台、澎、金、马为一整体，美军要撤就全撤，中国欢送;要“协防”就全协防，中国也不怕。
     周恩来发表声明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相继谴责美国对中国的挑衅，世界各国舆论也警告美国必须悬崖勒马，美国公众也纷纷对政府的政策表示不满。
     国际上如此强烈的反响，使毛泽东倍受鼓舞。毛泽东联系到近期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由此生发出一系列关于国际问题的观点。9月5日和8日，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些观点。
     首先，毛泽东提出了“谁怕谁多一点”的问题。他说：“据我看法，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一点，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因为真理抓在大多数人民手里，而不在杜勒斯手里，他们的心比我们虚，我们的心比较实。既然西方怕东方更多一点，战争是打不起来的。
     其次，毛泽东提出了形势的缓和与紧张的辩证关系问题。他认为，我们要求缓和紧张局势。因为缓和了对世界人民是有利的。但是，紧张局势除了有害的一面外，还有有利的一面。
     因为紧张局势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他还说，战争调动人们的精神状态使他紧张起来，这是列宁的观点。
     再次，毛泽东对“禁运”和帝国主义对我们“不承认”的问题发表了独特的看法。他认为，禁运比不禁运好;不承认比承认好。他分析说，禁运对于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正是何应钦，逼得根据地搞大生产运动。现在的何应钦就是杜勒斯。“现在他们禁运，我们就自己搞，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破除了迷信，就好了”。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要有利一些。不承认我们，“让我们更多搞一点钢，搞个六七亿吨，那个时候他们总要承认”。毛泽东关于“禁运”、“不承认”更有利的观点，从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的意义上说，无疑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还提出，仗虽然打不起来，但世界上的垄断资产阶级总是冒里冒失，所以，要准备反侵略战争。第一是反对打，第二是不怕打。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他号召：人民公社里头都搞民兵，全民皆兵，要发枪，开头发几百万枝，将来要发几千万枝。要一手拿笔杆，一手拿枪杆，又是文化，又是武化。
     至此，从人民解放军暂停炮击金门的9月3日起，金门地区的炮声虽然一时沉寂，可是斗争却从金门扩大到了国际政治的大舞台上，政治谋略斗争取代了军事行动，成为这一斗争的主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