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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人自筹路款的“状况”到底有多火热?四川大学研究保路运动的专家陈廷湘告诉记者，在川汉铁路的募集资金阶段，采用的是“官股”“商股”加上“民股”合资的方式，“绝大多数四川的百姓都和川汉铁路息息相关，都是川汉铁路的'股东'。”
     当四川人十之六七成了股东时，后来和蒲殿俊同为保路运动领袖的邓孝可，正在担任着《蜀报》的主编。1911年5月17日，消息灵通的他率先得知了清政府宣布川汉铁路收归国有的信息，一面让手下报信，一面手忙脚乱地在报纸上刊发了号外。第二天早晨，“路权国有”的消息立马震撼成都的大街小巷。
     “清政府要收回路权，同时拒绝偿还路款，川人手中的'股票'顿时成了'废纸'，这伤害的远不止是乡绅的利益。所以保路运动才会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陈廷湘分析。
     保路权，争路款，和平反抗
     “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
     --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罗纶
     真正将“身家性命”都搭在铁路上的时候，蒲殿俊这才发现“保路”远不是“上书”那么简单。
     1911年6月，他和罗纶、邓孝可一道，率领一众破产“股民”，走出茶馆来到街头，抱着写有光绪圣旨的两块木牌上街示威。几天过后，示威没有起到任何用途，他们继而成立了一个名叫“保路同志会”的组织。6月17日，在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上，时任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的罗纶慷慨激昂，“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话中有无尽的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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