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便产生了分歧意见(我因当时专责清理特情，未问其详)。杨奇清结束检查工作，给上海公安局作报告，我到六楼会场，发现扬帆未来参加，赶忙到五楼扬帆办公室，请他去。他说他这里有事不能去了，我怎么劝他也没有劝动，这件事中，扬帆有些傲气。1952年，公安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二次侦察工作会议期间，罗瑞卿召集华东片代表谈话，罗朝着我说：“你们上海扬帆的事，许建国要留他，可是有三个人反对他，一个李士英、一个陈养山、一个王范。你回去跟许建国说，对扬帆要有个说法嘛!”我回上海后面报许建国，你猜许建国怎么对我讲?他说：“你不懂啊，罗部长喜欢讲假话，讲反话的。”许这么一说，我更加糊涂了。
     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才间接从卢伯明口中得知，陈毅市长早就批评过华东公安部门几位领导：“你们怎么连扬帆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也团结不了。”1952年江青在幕后插进黑手，扬帆的事情陡然升级，遭到升级批判。扬帆不幸陷入黑井，那些本来不过是彼此思想作风方面的意见，此时此刻，变成了从四面八方飞来的乱石头，置扬帆于死地(如批判扬帆为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这实在是一个大悲剧。悲剧还在于那些落井下石的人并不见得都知道扬帆问题有江青在背后作祟呢。
     早在1980年，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司局长就当面给我说过，1955年把饶漱石捕办的理由有二，一为包庇潘汉年，一为包庇胡钧鹤，饶漱石于1975年已屈死狱中。饶、潘、扬案在上海抓了800余人，还有打成右派流放，逐出公安部门不予信任，名列黑册的不计其数，后果惨重。
     看了《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介绍陈麒章给陈云的信后，征明先生给笔者来信道：
     “时至今日，我感到要特别强调的是：所谓‘饶、潘、扬重用包庇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完全是诬陷!(杨尚昆遗着《追忆领袖战友同志》308页写道：‘从1955年5月到1957年底，公安部根据中央指示，成立饶潘扬专案组，下分三个小专案组，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侦讯，虽然几经内查外调，没有查出他们是内奸的确切证据，也没有发现新的问题……但在侦讯结束后，公安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仍然断言这三个人实际上是一个反革命集团。’)以特反特作为隐蔽斗争的策略没错。”
     “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均为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是政治理论家，有的是文化人，他们对问题往往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是否因此遭忌，硬要把他们捆绑在一起，诬为是一个‘反革命集团’呢?让历史去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