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有人说“耿、吴、刘事变”是由于当时我们对地方武装实行错误的“吞并政策”所致，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实际上依靠耿、吴、刘(耿、吴、刘都是地主阶级重要人物)发展武装就是根本上违反阶级路线的。地主阶级掌握了武装，不仅阻碍农民群众的发动，而且在他们羽翼丰满之后必然要产生反革命叛变。当时豫皖苏领导同志把耿、吴、刘部队编到六支队中来加以“吞并”，并不是错误的，而是“吞并”得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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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奇同志则与项英同志完全相反。他到达江北时，正是日寇在占领武汉、长沙后，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政策，亲日派大肆活动的时候。这时汪精卫已经投降，蒋介石发生极大动摇，投降危机日益严重，而反共正是投降的步骤。因此，国内磨擦纷起，惨案频繁(如平江惨案[4]、经扶惨案[5]、确山惨案[6]等)，全国的反共高潮接踵而来。所以少奇同志一到，便指出磨擦不可避免，指示要立刻准备反磨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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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顽固派如果向我军武装进攻，我们就必须坚决自卫，坚决击退他的进攻!少奇同志指出：统一战线既然包含几个阶级，就必然会有磨擦，只有坚决反磨擦，统一战线才不会破裂。他传达中央指示说：“在目前反共高潮时期，我们应该在统一战线中强调斗争，不应该强调统一，如果在目前强调统一就会造成重大的错误，就会重复1927年机会主义的错误。”他也指出：但在反共低潮时，则又要强调团结，强调统一。他说：统一战线的斗争性和统一性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应该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来确定应该强调哪一面，也就是既要有理有利，又要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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