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大别山区的刘邓大军和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两军对阵，冲锋陷阵，战士们得心应手。对解放军来说，在大别山最让人头疼的对手并不是那些重兵“围剿”的国民党军，而是那些多如牛毛、无处不在的地主武装“小保队”。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使蒋介石如坐针毡。他在军事“围剿”的同时，又搞起了所谓的“总体战”，实行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恢复和发展特务组织，对群众严加控制。各地的地主、恶霸、特务、土顽部队，仗着国民党正规军大量进入大别山，一时气焰十分嚣张，对我地方工作人员、基本群众、掉队战士、伤病员，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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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国民党地方政权组织的土顽部队“小保队”最为凶残。“小保”是大别山区的土匪，地痞，流氓以及恶霸组织，甚至有些还是红军时期的叛徒，这些人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大别山人。自土地革命以来，大别山地区一直有的游击队伍活动，间接地成了“小保队”的游击战老师。“小保队”不但熟悉大别山地区的风俗民情，而且也熟悉解放军的那一整套游击战术，因此危害也最大。“小保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折磨因迷路，伤病，掉队的解放军，和解放区政府工作人员。 “小保队”平时和老百姓没什么区别，隐藏在群众中，吃住也在村里，从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他是“小保队”。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军处于明处，“小保队”处于暗处，时而啸聚，时而分散，让人防不胜防。这些人死心塌地为国民党政权服务，对付的手段比国民党正规军还要凶残。国民党正规军抓着了解放军，就和解放军对待俘虏差不多，衣服一脱，换上国民党军服装，有机会了还能再跑回来参加解放军，军纪比较正规的国民党军，还会把俘虏的伤病员送到军队的医院，治好伤，再补充到部队里。事实上，在蒋介石关于“清剿”大别山的讲话中，也曾多次讲到“优待俘虏，瓦解敌军”。落到“小保队”手里就惨了，几乎没有一个活下来的。事实上，当年的刘邓大军中就流传着“不怕国民党，就怕‘小保队’”的说法。
     六纵十七旅宣传科干事马丰年，在大别山时和四十九团宣传股呆在一起。有一天行军时，部队在半山腰休息，这时已经是上午9点多，走了一个晚上的路，马丰年感到嗓子又干又渴，他对四十九团宣传股股长杨锦华说：“你看，下面有个小村子，我渴得很，能不能下去找些水喝?”杨锦华知道每个村庄里都可能有“小保队”，就对他说：“你最好不要去。”马丰年咂了咂嘴，嘴唇干燥得裂出了一条条血道子，他忍不住又说：“我不去不行，都快渴死了，我一定要去搞些水喝。”杨锦华看着他渴得不行，只好松了口：“那你快去快回，一刻都不要耽误，我在这等你!”杨锦华坐在那里，部队又开始行军了，一营过去了，团部过去了，二、三营过去了，后勤也过去了，都已经有1个多小时了，马丰年还没有回来。杨锦华有些着急，站起来不停地张望着。走在最后面的收容队也过来了，杨锦华只好跟着部队走了。到了晚上，马丰年还没有回来，他忙找到政治处主任苗兴华，讲了这事，苗兴华一下子急了：“怎么办?赶紧给旅里打电话!”杨锦华给旅政治部汇报后，政治部又汇报给了李德生，但部队要赶着行军，也没有来得及回头找他。但李德生一直都记着这件事。
     杨锦华也一直忘不了。在抗美援朝回国以后，他在《解放军报》上见到一篇“寻人启事”，说是要找一个叫马丰年的，解放战争时期是六纵十七旅政治部干事，在大别山失踪。这是马丰年的家人刊登的。杨锦华看到后，忙写了封信寄了过去，讲了他失踪的情况，但他到底是否牺牲了，他也拿不准。此后杨锦华一直在打听着马丰年，一直到2000年8月，原十二军副军长甄申路过徐州，已离休在家的杨锦华去看望他，说起这件事，甄申告诉他，马丰年已经壮烈牺牲了。那次他一到村庄，就被“小保队”抓到了，“小保队”把他捆起来，把全村的人集合起来，恶狠狠地问他：“你们***，到我们大别山干什么?”马丰年正气凛然地回答：“打倒国民党，领导穷人翻身做主人。”“小保队”气急败坏，搬来了一张木床，用四颗大铁钉，将马丰年的四肢钉在床上，竖起来示众，问他还要不要穷人翻身?马丰年依旧坚强不屈：“我死了，穷人也要翻身!”“小保队”就将他割耳、挖眼杀害了。甄申还告诉杨锦华，这事是李德生告诉他的，李德生很重视这件事，解放后曾经专程派人到大别山去寻找马丰年，通过当地政府打听到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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