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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以后，我的部队被共产党派来的领导整编，我被降级使用，从副团长降到连长。解放军没有军衔，只有现职。 之后，我随所在部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4军，参加了渡江战役以及解放南京的战役。  老伴儿 我的老伴儿也在77军，过家芳所开的介绍信上有我和我老伴儿两个人的名字。我老伴儿比我小五岁，是77军战地医院的护士。1941年，20岁的我被提 升为连长，上尉军衔。我们就是那时候结的婚。当时，77军有规定：野战医院护士在战斗稀疏期间，一定要上前线救护伤员。甚至，不管死活都要从战场上拖回 来!同侵华日军血战，我们的伤兵、亡兵，都是我们77军的光荣。77军，就是纪念七七事变的意思。 77军野战医院尽是77军的家属，无论官职大小，一打起仗来，一律换上军服救护伤员。由于同吃、同睡、同呼吸，所以也同命运。多年同我们77军作战的 日军都怕我们，甚至连我们77军野战医院的医生、护士都怕。卢沟桥事变之后，——你奶奶的!——啐!不是你日本兵死，就是我们活! 退伍 1950年6月，我父亲找到我所在的部队，说我母亲死后三年都没有下葬。我请假回到阔别13年的家乡葬母。我母亲去世后，家里人为了等我回来，一直把 尸体停放三年未入土，此时只好三周年和入土一起过。为了使母亲尸体不腐烂，我哥哥常常用油漆刷棺材的表面，使之和外面保持隔绝。当时全国已经解放。我有部 队的介绍信，所以，随之而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没有危及我的生命。我去找过部队，可部队已经转移了。 当时，我的老团长，也就是在29军军事训练团时的团长是过家芳。是他给我开的介绍信。 过家芳是安徽人，西北陆军干部学校、陆军大学第13期毕业。他长期在西北军任职，1933年任第29军37师109旅217团3营营长，参加长城抗 战，抗战爆发后任第29军军事训练团团长，参加徐州会战，1940年任第77军179师537团团长，参加枣宜会战，1943年9月兼任第77军179师 副师长，抗战胜利后曾任第77军132师少将师长，1948年11月8日在淮海战役中于徐州北运河率部起义。后来任解放军第77军副军长兼132师师长， 第34军副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南京公安学校副校长，安徽省军区副参谋长，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解放军大校军衔。 我如果一直在部队，也能当上大干部啦!可我不但没当了大干部，“文革”时期，还天天挂大牌子挨批斗。 1986年，兰州军区给我发放了《起义人员证明书》，我才稍稍心安了一些。 采访手记：90岁的29军上尉军官王自治是亲历卢沟桥事变的最后一个老兵。他丝毫没有荣誉感，他和其他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人一样，每月领取210元。 王自治的老伴是原中国政府军77军的野战医院护士，经她抢救的同侵华日军作战致伤的伤员不计其数。1948年，77军贾汪起义之后，她随丈夫王自治回家务 农至今，每月甚至连一分钱的补助也没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