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姿态”还是“政策”?———美国进退两难的抉择 1967年2月3日，美国国务院举行了中国问题专题小组会议。与会者针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局势和美国应采取何种对策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如下：其一，出席会议的学者和官员一致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内政和外交上的失败，但现在基本上是围绕谁统治中国的斗争。其二，专题会议还设想了“文化大革命”可能导致的四种结局：第一种可能是毛—林重新巩固政权;第二种可能是，在周恩来的斡旋下出现和解，但前提是中共必须成功地缓和“文化大革命”局势;第三种可能是，党的机构赢得军队的绝对支持，并取得主导权;最后一种是，国家分裂为地方割据势力，处于军事支配下。虽然讨论小组基本肯定美国在不久的将来势必面对某种程度的“不同中国”，但对最有可能出现哪一种结果持不同意见，而且对哪一种情况是美国最希望的局面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其三，在美国对中国应采取某种“姿态”还是“政策”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多数与会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当前美国对中共做出更大的政策变动，时机是否成熟?其中一些人认为，美国不能采取任何松动的政策。也有人强烈要求立即做出某些政策改变。如驻台湾“大使”麦克·康纳利等人主张在贸易、联合国代表权以及台湾等问题上调整政策。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在他们看来，美国只能在中国虚弱的时候“体面”地采取这些举措，才不会被舆论理解为，美国的行动是因为屈从于强大中国的压力所致。专题会议最后没有就实际的政策和行动达成一致意见，留下了两个悬而未决的议题：要么尽量把中国赶进更大的麻烦之中，要么立即出台某些政策，促使中国出现一个更理智和务实的政府，使其接触世界。[3](p ，513—515)尤金斯对此次会议未能提出任何积极倡议感到非常失望。他认为“美国尝试一种更为宽松的对华政策是有益的，因为这一问题迟早得提上日程”。尤金斯还建议不要过多纠缠贸易往来或联大代表权等局部议题，而需集中考察一些核心问题，如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美国怎样填补日本军国主义死亡之后的真空而不被共产主义占了先手、台湾的地位以及后越南时期美国需要何种东南亚等等。尤金斯解释说，“美国要想在亚洲解决一些最棘手的问题如越南战争等，就必须对中国政策做出某些变动”。显然，与专题会议相比，尤金斯的考虑要深远得多。他不但考虑到美国在越南的困境，而且顾及中国一旦进入国际社会后对美国利益得失的影响。不过，尤金斯也承认，目前只能做出大致的政策规划，一切要等到“文化大革命”局面清晰后，才能做出具体部署。[3](p ，516)实际上，专题会议上的争论不休和尤金斯的困惑是一样的，都无法立即拿出可行的“姿态”还是“政策”，因为约翰逊政府一直在权衡“文化大革命”中的“派系斗争”哪一方胜算更大，也无法断定哪一派是美国所要的。 从1967年2月中旬开始，约翰逊政府认为他们已把握了“文化大革命”局势的脉络。安全委员会通知约翰逊，“毛泽东正在进行策略性撤退，因为军队不愿响应造反派的要求，他的声誉进一步受到严重的损害。”安全委员会推测，“随着林彪声誉的下滑，周恩来的地位已逐步确立，最有希望成为副职的首选人物”。一周后，尤金斯信心十足地说，“过去十多天来，大陆的无政府状态表明，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惨败，倘若毛泽东的战略撤退能完成的话，也许能挽救中共实际上的分裂，”但“毛泽东和林彪的地位已经难以稳固”。而另外一方面，“周恩来的温和派已在北平负责工作，可以肯定，他的实用主义政策得到了部队的绝对支持。”[3](p ，523—524)3月6日，安全委员会就中国可能由周恩来接班的形势进行了辩论。会议筹划了一份《中国下一个王朝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文件。 文件说，“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意识形态改造运动已经失败了，它远远没有达到毛泽东所希望的目标，却为周恩来赢得了胜利。”[3](p ，528)安全委员会成员还预测了周恩来掌握局势后中国外交政策的可能走向：政府务实，注意国内问题，但带有一点“修正主义”的调子;外交政策不会太有野心，更注重现实和理智，同时“万隆精神”又将重现;继续反美但不会很狂热，后越南时代中国有更大求和的可能性;很可能会弥合中苏分歧，但兄弟式的同盟不复存在，因为周恩来对俄国人从来没有好感;继续支持北越，但一旦河内要求停战，中共不再固执己见。[3](p ，529)安全委员会认为“不管中国出现什么领导层，从目前的倾向看，中国势必转向另一种新路线，新路线和新纲领将在5月左右明朗起来。”不过安全委员会对这种局面仍有一点放心不下，那就是“如果周恩来统治局面，美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决策者感到“这一局面是美国从未探索的暗区，很难做出抉择”。[3](p ，5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