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越到后来,毛主席了解到的可疑情况越多,越觉得问题严重,对陈励耘他们也就更加不信任了。9月8日午夜,我们刚吃过夜餐,毛主席突然叫小商立即通知专列连夜转移到百里外的嘉兴。当时我猜测,我们三个专列停在一个叉道上,目标过大,有人认出毛主席的专列了。但到底为什么连夜远调专列,毛主席一直没有对任何人说。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 9月10日忽往上海,在专列上接见王洪文等人 9月10日这天与往日一样,我们该做什么做什么,没有特别安排。上午我们与住地警卫营打篮球,非常激烈。这么热的天,上场的球员个个像水洗过一样,球赛结束后连忙洗澡洗衣服。中午刚过,毛主席忽然调专列,没说往哪里走,只说不要告诉陈励耘他们。湿衣服还在“下雨”,战士请示怎么办,我说用雨衣把湿衣服包起来带走。考虑到复杂的情况和我们并不明了真正的敌人是谁、在哪里,为应付可能的意外,我安排前卫车和后卫车分队人员提前进入车站,前卫车要提前几分钟走,后卫车要控制车站进出口和登车地点,只留下30多人随主席行动。我和张耀祠乘小车在前面开路,毛主席由汪东兴陪着坐小车在中间,警卫部队乘一辆面包车殿后。从出发到登车都很顺利。15时专列离开杭州车站,开往上海方向。 事后我从汪东兴回忆中得知,在刘庄的工作人员中,有人秘告毛主席,陈励耘布置要他注意主席的活动情况。另一位与主席交往很深的领导干部托人捎信,说有人在杭州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停在笕桥机场支线上的毛主席专列“碍事”。这些异常情况引起主席的警觉,当机立断,下令离开杭州。18时许,专列顺利抵达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运站。 20多年来毛主席每次到上海,都下去住几天,因此我们也按惯例作了下车的准备。但是主席这次却没有下车,而是把上海市的党政军负责人王洪文、马天水等找来,在专列上开会或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下车走了,我们在火车上吃晚饭,并安排过夜。当晚21、22时,汪东兴找我们几个,包括秘书、卫士。他拿着小本子,一页一页地翻,有选择地传达毛主席刚才的谈话内容: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汪东兴讲到这里,欲言又止,很快翻到下一页。直到1972年3月,我读到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才明白,原来汪东兴翻过去的那段是“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汪东兴要求我们严密部署专列周围的警戒,重点部位加设双哨,干部要加强值班。我们一下加了五六个哨,还增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巡逻哨,并让哨兵佩带了冲锋枪。 9月11日上午,许世友来了,我把他引到毛主席车厢门口,汪东兴接他进去,谈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中午才结束。毛主席没留他吃饭,说你自己吃些吧。我把许世友送下车,听许世友说:请主席放心,南京军区指战员听党中央的指挥,我们已做好了安排,有了准备。 我们的专列从上海开出,向南京行驶。18时许到南京下关车站,我看见许世友在车站迎候。我和主席说,许司令员在下面,他说要上来看一看你。毛主席说:上午见过了,也都谈了,不见了,请他回去休息吧。我下车告诉许世友,但他仍没有走。15分钟加水后,专列启动,只见许司令员还在那里挥手告别。 9月12日,点了林彪的名 专列驶过长江大桥,向北疾驶。以前通常要在蚌埠、徐州等车站停车,可这次一路不停,12日凌晨到达济南火车站。毛主席原打算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高秘书已经提前通知。车一停我们下去迎接,却只迎到一位副司令员。他说杨司令员到泰州检查工作去了,要五六个小时才能赶回来。我上车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副司令员就不见了,不久到北京开会再见,请他们回去吧。这时往北京打电话的张耀祠等人也上车了,毛主席交代立即发车。继续向北,跨过黄河,直奔天津,停了15分钟加水,然后继续快走。这时毛主席传话,在丰台车站停车。丰台车站距离北京站不足20分钟,主席从来没在这里停过,这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