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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三个老大爷，推拉着一辆独轮小车，把我和另一位重伤员送往后方医院。我躺在车的左边，右边是75团的一位副连长潘金贵，他的肠子、睾丸都被打得露了出来，因为没及时治疗，伤口感染生了蛆。好心的大爷只好用块布遮盖起来。潘金贵痛苦地呻吟着告诉我，他是山东莱阳人，父亲当长工吃了一辈子苦。他说：“如果我先死了，请你写信告诉我家里;如果你先死了，我就写信告诉你家。”途中，国民党飞机又来轰炸，老乡赶紧把小车推到山沟里隐蔽起来，用自己的身体把我们俩遮掩住。我和潘金贵过意不去，就说：“我们都是重伤，干脆把我们丢下算了，免得连累老人家。”那时山东老百姓还叫我们“八路”，老大爷说：“别说傻话，八路军舍命打鬼子、打老蒋，要是把你们丢了，俺的良心不是被狗吃了!”他们随身带的炒面不舍得吃，向老乡讨点水搅合了喂我们。过河沟时，生怕颠着我们，抬着车子走;一停下车来，就不断地用手为我们驱赶围着伤口嗡嗡叫的苍蝇。  第二天，我们走到离淄川不远的罗家庄时，我发现潘金贵好长时间不讲话了，就大声喊他，他也不作声。老大爷停下车来，摸了摸潘金贵的胸口，难过地说：“不行了，身子都凉了!”两行热泪霎时落了下来。罗家庄的老百姓流着眼泪掩埋了潘金贵。我躺在车上恳求推车的大爷说：“我也没救了，你把我也留在这里吧，我们俩同生死，共患难!”大爷急忙说：“你这个小同志咋能想不开?你才十八九岁，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的伤能治好，潘同志不是还盼着你给他家传话吗?”听了大爷的话，我从地上捡了一片“飞马牌”烟盒纸，在背面记下了潘金贵的家庭地址。以后多年，我和他父亲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老人去世。 我被送到纵队医疗队后，由于几天的颠簸、雨淋，未及时得到药物治疗，几处伤口都已溃烂化脓，右腿已变成青黑色。当时孙凤钜医生就在纵队医疗队，他们都主张给我截肢，我坚决不肯。我说：“你们要截肢，先把我的头割下来吧!”后来，我被转到第9野战医院，采取了保守治疗的方案，把身上的弹片一块块取出来，还有四块没有取出，一直留到现在，但是我的腿总算保住了。如果当年截肢，在上海战役后的英模大会上，孙凤钜医生也就不可能见到我了。 我的第二次生命是沂蒙山区的大爷和大嫂给我的。解放以后，我曾多次到山东寻找那位给我喂奶的大嫂和推我去医院的大爷。我虽然没有找到他们，但是沂蒙山区的许多大爷、大嫂都是我的亲人。沂蒙山区的“红嫂”是一个英雄群体，那位大嫂就是其中之一。“沂蒙山区六姐妹”也是“红嫂”的代表，我在山东工作时经常和她们见面，在纪念孟良崮战役胜利60周年时，我们还见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