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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京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由来
     1937年8月松井石根率日军向上海进攻，在1937年11月12日占领上海，接着，兵分数路向南京进击，至此时，已历时近四个月。在这期间，日军各部官兵对沿途所经各地的中国妇女大肆奸淫。日“华中方面军”司令部担心性病在日军中流行，重演1918年到1920年日军出征俄国西伯利亚期间，因大肆强奸当地妇女所造成性病蔓延的悲剧，乃于1937年12月11日，向正在疯狂进攻南京的日军各部下达《方面军关于慰安设施的实施意见》。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南京。日军在南京实施的大屠杀，同时也是一场大奸杀。在短短的时间内，日军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多人次，甚至更多。日军当局为防止性病在日军中流行，迅速着手在南京筹建慰安所：一方面致电日本国内，要求尽快征集日本“慰安妇”运往南京;另一方面拨出巨款邀请上海的日侨“方便屋”老板出面，到南京举办“民间慰安所”;同时密令所辖各部先自行设立各种形式的临时“慰安所”。
     1937年12月19日，驻防南京的日“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特派军参谋部第二课的课长长勇中佐前往上海，为在南京设立慰安所进行联系。饭沼守在当日的日记中记载：“已委托长中佐尽快设立妓院(慰安所)”。长勇在上海与一些日侨方便屋老板以及上海黑社会首领黄金荣等进行了联系与布置后，于12月25日回到南京，向饭沼守复命。饭沼守在当日的日记中记载：“长中佐从上海返回。……关于妓女(慰安妇)的事也要事先做好准备，日本国内的和支那的都要，一旦定下，年底即可办理开业手续”。在进行了数天的筹划后，“上海派遣军”参谋部第二课提出了《关于设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1937年12月28日，“上海派遣军”参谋部召集所辖各部队的将校开会，对该方案进行审议，迅速获得通过。
     但日军当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由于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多日大规模的、无约束、无节制的奸淫活动，不仅暴露了日军的的凶残无耻，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而且造成了性病在日军各部队中迅速流行。在1938年初，谷寿夫第6师团的随军军医便发现性病已在该师团中蔓延开来。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闻报，当即命令组织医官至所辖各部队分别抽样调查。调查的结果令日军上层更是震惊：在南路兵团的第18、第114师团及国琦支队，北路兵团的第3、第9、第11、第13师团及重藤支队里，均发现各种性病如瘟疫一样迅速扩展。应该指出，性病的根源是日军官兵。如此严重的情况，使松井石根不仅担心国际舆论的谴责，更为忧虑军队秩序的破坏与战斗力的严重削弱，决定加速在南京实施“慰安妇”制度。在日本军政当局的主持与支持下，“慰安妇”制度迅速在南京建立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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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设立“慰安所”的两条途径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建立“慰安所”的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条途径，是日军各部队遵照日军部的指令，自行设立各种临时性质的“慰安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的初期阶段，日本军部从后方征调的日本、朝鲜籍“慰安妇”一时不能立即大量地运抵南京。日军方当局遂采取应急措施，密令各部日军先自行设法设立各种临时性质的“慰安所”。于是，各部日军就用公开劫掠、强迫征招或用谎言欺骗等种种方法，获得大批中国妇女。
     日军从进入南京开始，就大肆劫掠中国妇女。李克痕在《沦京五月记》中写道：“整群结队的‘花姑娘’被捉到，有的送往皇军俱乐部，有的专供敌长官以泄兽欲，一般敌兵到处搜寻女人，在街上，在弄堂口，许多女同胞被轮奸，惨叫与狂笑突破了死城的空气……”。郭歧在《陷都血泪录》中写道，日军在搜索妇女时，为防止妇女化装成男性逃避，故在搜查男子时，还要伸手到裤裆触摸一下。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方当局递交的抗议日军在1937年12月14日到30日这些天中暴行的一百七十件报告中，就有多件是日军劫掠中国妇女到临时慰安所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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