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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北部：下关一带。 这一带地区是南京的交通枢纽与商业集中地区，下关火车站与长江码头又被日军军管，因而这里驻防日军较多。与之相适应，日本当局在这里设立了多家慰安所，主要有： “华月楼慰安所”。位于下关商埠街惠安巷13号，为一幢3层木质结构的楼房，占地面积约200平方米左右，每一层约有六、七个房间，内有一个大院。该房原为一位黄姓富户所有。黄姓一家在战前逃离南京，遂被日军“征用”，1939年初被开办作慰安所。据当时居住在惠安巷16号开裁缝店、经常为“慰安妇”们缝补衣服的樊桂英老人在1999年接受我们调查时说;“每天来华月楼慰安所的日本人很多，白天、晚上都有，全部是日本军人。在慰安所进门的地方有一个客厅，客厅里有人售票，四周墙上挂满慰安妇的照片。”慰安妇“不叫名字，都称呼多少号。记得是从1号到25号。也就是说，这里有20多个‘慰安妇’，绝大多数是中国姑娘，以扬州人最多。这家慰安所的经营者是一对日本夫妇，会讲中国话。该所的管理条文十分详细，规定”慰安妇“每5日必须接受宪兵分队兵站支部医官兵身体检查;慰安所每天对士兵开放时间为上午10时至下午6时，价格为1元，1次30分钟，每延长30分钟追加50钱;对军官开放时间为上午10时至下午9时，价格为3元，1次1小时，每延长1小时追加2元;购票进入慰安所的官兵不得进入所认定购买号码以外的慰安室等。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铁路桥慰安所“。位于下关石梁柱大街85号，是一座约有30余间房间的平房。当年在这附近一家三明旅馆工作的刘聚才老人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在三明旅馆隔马路的斜对面，有一处约有30余间房间的平房，就是日军的慰安所。这所房子如同旅馆，有一个大门进去，中间有一条小过道，两边各有十几间房子。一进门有一个柜台，有一个日本男人坐在那里。当时我们经常能看到有30多个‘慰安妇’出来散步。在冬天有太阳时，她们都坐到门口晒太阳取暖。这些‘慰安妇’大都穿着日本服装，也有少部分‘慰安妇’穿中国衣服，但出去时都穿日本服装。据说这个慰安所的‘慰安妇’大都是日本人和高丽人。这个慰安所是一个40多岁的日本男人管理。他的管理相当严格。我当时才十七、八岁，那些‘慰安妇’有时还主动要跟我们讲话。她们当中有人会讲中国话。但那个日本人总是很凶狠地训斥她们，禁止她们同我们中国人讲话。这个慰安所中国人不能进去，只对日本军人开放，而且来的日本人似乎以军官为主，白天晚上均有军人进去。里面所有的‘慰安妇’都有号码，来慰安所的日本人须拿钱买票后才能选择号头进去。我有时看到有穿白大褂的医生来为她们打针，没有看到她们出去检查。这个慰安所管理相当严格“。 下关一带的慰安所还有”圣安里A所慰安所“、”圣安里B所慰安所“、”鹤见慰安所“、”东幸升楼慰安所“、”煤炭港慰安所“、”大垣馆军慰安所“等。 三，城中部地区。 这一带地区虽是南京城的中心，但不是商业繁华地区，而是学校较为集中的文教区与官府集中的行政区，因而由日本军方或日侨娼业主开办与经营的慰安所相对较少，主要有：”鼓楼饭店中部慰安所“、”傅厚岗慰安所“、”珠江饭店慰安所“、”利民慰安所“、”梦乡慰安所“、”满月慰安所“、”菊花水馆慰安所“、”共乐馆慰安所“、”皇军慰安所“等。 四，城外郊区：浦口、江浦、汤山等地。 这主要是因为有日军部队驻防在这些地区。而浦口一带是津浦铁路的终点站与日军”第二碇泊场“及”三井码头“、浦口战俘营所在地，更是集中了大量日军。因此日本军方或日侨娼业主在这些地区开办与经营了若干家慰安所。 (四)南京”慰安妇“的血泪 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最大受害者，无疑是那些成千上万的”慰安妇“--日军的性奴。 在各”慰安所“中，沦为性奴的各国妇女们遭到日军官兵野兽般的蹂躏摧残。她们根本不被当作人，而只是日军发泄性欲的工具与奴隶。据调查，每个性奴，一般平均每天要接待二三十个日军官兵，多者要接待100人左右。日军方对不同国籍的性奴要求不一样，中国性奴受害最深。一位曾沦为”慰安妇“的中国老太太后来控诉说：”那里成了驴马配种站“。日本学者则称”慰安所“是”色性的地狱“。在江浦汤泉镇日军据点的”慰安妇“被迫在衣服上缝上写有”大日本娼妇“的布条，以示与常人的区别，防止她们逃跑。”慰安妇“在这里饭吃不上，觉睡不好，每天麻木地躺在慰安所的隔间里，里面经常同时挤着三个日军，一个是刚完事整理衣服的，一个是正在”慰安妇“身上施暴的，一个是已经解开裤子迫不及待地等着的。”慰安妇“们经常只能在日军的腹下吃点饭团子。有的”慰安妇“躺下去，就再也未能爬起来;有的”慰安妇“被日军虐杀而死;有的”慰安妇“不堪日军蹂躏，自杀身亡。勉强活着的性奴，形同僵尸。”慰安妇“若一旦患有疾病或精神失常，则被赶到荒野等死。对于稍有不从或反抗的”慰安妇“，日军轻则施以饥饿，重则用军刀割其乳房、剁其手足，甚至让狼狗将她们一片片撕烂示众，借此威胁其它”慰安妇“。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1938年2月7日，《大公报》(汉口版)第2版刊登了一位从南京逃出的中国守军”×××队通信营“被俘士兵以”佚名“署名讲述的《一笔血债：京敌兽行目击记》，控诉了他在南京日军兵营中亲眼所见的日军一个慰安所中性奴们的悲惨情况：”我只好往屋里送(水)。我方才走进去，便一眼看见了两位女同胞掩着一条毯子，躺在那里。两个满脸横肉的“皇军”官佐，一个人穿了一件女衣在对脸狞笑。……后来我见得太多了，才知道可怜的女孩子们，就是在大白天，也哪能穿衣服呢?又是一天，……一批女人赶进来了，……黄昏时分，我见两个裸体女尸被拖出去。不分白天和夜晚，总是听到哀嚎和嘻笑。……同胞的尸体可实在多得可怕，特别多添了许多裸体女尸，有的很可以看出是反抗暴行，才被敌军顺势来个剖腹，手臂上都是伤痕。十个总有八个是肚子破着，肠子挤到外边来了，还有几个母亲和血污的胎儿躺在一起。她们所以裸体的原因也很简单，她们活着的时候，“皇军”还不让他们穿衣服，死了不给她们开刀破肚就是好的，还会把衣裳给她们穿上吗?这些女尸的乳部，不是被割了去，便是被刺刀刺得血肉模糊，这明明是“皇军”对于已经死了的女人还要再来一番侮辱!“ 南京一位民间学者曾实地走访调查了22位曾被迫做过日军”慰安妇“的南京老年妇女，记录下她们的血泪史。其中朱金香的经历尤其催人泪下。她是南京郊区江宁县湖熟镇人。1936年，17岁的她随堂姐到南京城南一家织布作坊当织布女工;1937年12月13日，日军进攻中华门那天，朱金香随逃难人流涌往下关江边，为大江阻隔，迫不得已潜回城里，藏匿于清凉山下一户菜农家中。一个多月后，她欲返回城南找堂姐，在途中被日军抓住;日军将她五花大绑，与其它几十位妇女一起，押到五台山下一排平房里;那房子共7间，每一间又以芦席和军用帆布隔成若干个小单间;门外有日军持枪站岗;房子里时时传出受害妇女的哭叫声和日本兵无耻的嬉笑声;朱金香刚被带进一个小单间，就进来一名日军军官，狞笑着，一把脱光朱金香的衣裳……发泄完兽欲后，又有几名日本兵依次轮奸了她;此后，她就成了日军的性奴隶。日军官兵只给她们每人一条军用毛毯、两条毛巾和一块药皂;寒冬腊月，薄毛毯根本不顶什么用，半个月里有10名妇女冻饿生病而死;每人每天只吃两顿饭，吃的是粗面馒头与两瓷缸马铃薯汤;她们想自杀，连一根上吊用的裤带都没有。有一天，朱金香实在忍受不了日本兵的非人折磨，奋起反抗，抓伤了一个日本兵的脸。她遭到一顿毒打后，仍不屈服，结果又被捅了几刺刀，昏死过去。一个日军军官认为她死了，便叫一个打杂的中国老汉将她裹进破芦席，拖到五台山坡，扔在乱坟堆中间。寒风一吹，朱金香苏醒了过来。那位老汉还没离开，听见朱金香的呻吟声吓了一跳，悄悄将她抱上推车，送往附近的虎贲仓棚户区。一对老夫妇冒着危险收留了她。几年后，她结婚成家，但已不能生育。日本投降后，她和丈夫去育婴堂抱养了一个女婴。1981年，朱金香从南京城南某纺织厂退休;1989年辞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