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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行献享礼时又遇雷电雨雹之灾，架阁韩祥、司农丞郑逢辰又牵扯出济王冤案。前者说：“宿草荒阡，彼独何辜?二三臣子劝陛下绍巴陵之后则弗顾。”后者说：“巴陵之死，幽魂藁葬，败冢荒丘，天阴鬼哭，夜雨血腥，行道之人，见者陨涕。”从他俩对赵竑爵位的称呼与葬地的描述，可以推断，端平改葬，既未追复王爵，也没遵用王礼。 嘉熙元年(1237)，临安城再次大火，延烧的恰是济王旧邸，太学、武学与宗学的学生联合上书，说这是济王冤魂“为厉之验”。在朝官宦与在野士人也无不认为，这是“故王之冤不伸，致干和气”。殿中侍御史蒋岘为当局帮腔，鼓吹“君臣既定，兄弟不当问”。此言一出，激起了公愤，触犯了众怒，武学生两百余人在刘实甫带领下上书猛攻，把他赶出了御史台。 景定五年(1264)，在位四十一年的理宗终于死去。终理宗朝，“群臣泛议，一语及此，揺手吐舌，指为深讳”，济王案成为既碰不得也说不得的敏感事件。理宗丢下过一句话：“留以遗后人”，他至死也不打算昭雪冤案，铁了心把棘手的难题扔给后代。在济王冤案上，理宗与他的“定策元勋”始终沆瀣一气，因为否定了史弥远，昭雪了冤案，也就动摇了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度宗继位，他是理宗的亲侄。监察御史常楙旧案重提，度宗表示，既然先帝说过“以遗后人”，那就“所宜继志，以慰泉壤”，追复济王太师、保静镇潼军节度使，让有关部门讨论陵墓规制，尽快增修，至于其他问题仍按理宗亲政时御笔办，仍未予彻底平反。度宗的皇位来自理宗，他也不可能完全否定理宗的做法，那样也会危及自身继统的合法性。  德祐元年(1275)，度宗已死，他的儿子恭帝即位。蒙古军已突破长江防线，南宋政权朝不保夕。升任吏部尚书的常楙再次上书，将时政危局与济王冤案挂上了钩：“置之死地，过矣;不为立后，又过矣!匹夫匹妇之冤，尚能感应飞霜枯草之灾，何况曾是帝王之胄、皇嗣之选，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理宗以来，疆土日蹙，灾变频至，恐怕就是他在地下祈请吧!求陛下勿惑浮议，特发英断，为理宗和度宗了却这段未了之事。”著名学者王应麟也有陈请。年仅五岁的小皇帝何来“英断”，但朝廷终于颁诏，对赵竑恢复了王爵，特封其为镇王，并赐谥“昭肃”，还为其立嗣以承袭王爵，对他的陵墓重加修缮。 在为济王昭雪的所有吁请中，以王礼改葬的呼声几乎不绝于耳。据美国学者KatherineVerdery在《遗体的政治生命》中指出，所有对有争议性历史人物的重新掩埋活动与仪式，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其中包括对某种体制与政权的否定与控诉(参见2011年4月24日《上海书评》范可《遗体作为社会动员的工具》)。饶有意味的是，晚宋济王冤案为这一论点提供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个例。按照宋代的主流价值观，理宗夺位，已然不正，但既然称帝，就代表了社稷国家，由得位的皇帝出面，为因政变致死的皇位合法继承者彻底平反昭雪，或者更进一步，做出必要的政治道歉，还是有利于化解朝野怨气与社会矛盾的。可惜，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历代统治者恰恰缺乏这种政治传统、责任感和勇气。 济王冤案牵动了宋季三朝政局，不仅完全颠覆了新儒学惨淡经营的主流价值观，而且严重销蚀了君主官僚政体的向心力。这桩冤案，自1225年铸成，迟至1275年才最终平反昭雪，历时整整半个世纪。“天意从来高难问”，仅过一年，临安陷落，南宋覆灭。宋亡以后，学者周密反思此案，痛定思痛，感慨万千道： 呜呼!挽回天意，至此亦晚矣，悲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