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决定在白鑫动身这天将其处决。项与年在秘密碰情况时，紧紧攥住枪柄说：“这次一定要将他当场击毙，一旦出国，就不好办了。”

这天晚上，躲藏了几个月的白鑫终于在范公馆门口出现了。在夜幕掩护下，白鑫由范争波及几名武装警卫陪同悄悄向距公馆门口不远的汽车走去。白鑫一看见汽车立刻就加快了脚步，恨不得一步跨上车，赶紧离开。车门刚刚拉开，白鑫正要俯身上车，突然一声“白鑫”的吼声，犹如晴天霹雳传来。白鑫等人浑身一抖。这时，项与年与七八个队员像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从三面冲过去，不等范争波的保镖掏枪，他们已经先行开火。枪口在黑暗中喷射火光，枪声在狭窄宁静的弄堂内响起。一个保镖当即栽倒在地，另一个保镖举枪还没有来得及扣动扳机，就被击中头部死亡。负伤的白鑫一边掏枪一边拔腿向北狂奔。项与年与另一个队员紧追不舍，终于将白鑫打死在71号门根下。

为通过敌人封锁线砸掉四颗门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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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给中共中央带来极大的危害。中共中央特科“第一代”负责人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先后撤离上海，辗转到了中央苏区。5月，周恩来重组中央特科，将一些受到叛徒威胁的人员陆续撤离上海。年底，周恩来也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

1933年，因为上海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中央特科的“第二代”负责人康生去了苏联，潘汉年去了中央苏区。特科到了“第三代”，工作先后由武胡景(又名武怀让，上海中央局军委书记、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刘仲华(上海中央局情报部部长、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王世英(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等相继负责。

项与年因机智过人，得以潜伏下来，一直在上海坚持工作，可谓是特科的“老队员”了。

莫雄是国民党的老党员，原任国民革命军师长，北伐时同蒋介石一度共事。后来，他对蒋介石的倒行逆势非常反感，想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1930年莫雄在上海赋闲时，就是中央特科联络的重要对象。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李克农曾向其表示：“莫先生是革命老前辈，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请求加入共产党，我们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共产党为宜。今后凡对我党有利的事，望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帮助。”莫雄深表理解，曾暗中多次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提供帮助。

1933年2月，蒋介石开始部署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莫雄来到南昌，担任了位于德安县的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要职。蒋介石为了招兵买马，放权让其自组班子。莫雄将计就计，暗中与中共特科商量，让中共派人去司令部。中共特科负责人认为项与年对党的事业忠诚，有勇有谋，就将他派到该司令部。项与年到保安司令部后，充当情报参谋，积极搜集国民党军的情报。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国民党进攻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妄图通过加大第五次“围剿”的力度来最终消灭苏区。情况表明，中央苏区和红军已面临巨大危险。然而，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却脱离实际，命令红军处处设防，企图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应对国民党军的进攻。

庐山牯岭军事会议刚结束，莫雄连夜赶回德安保安司令部。他冒着泄密杀头的危险，立即向项与年等地下党员通报情况，并将一整套绝密计划交给他们。情况十万火急，项与年等立即启用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紧急通报“铁桶计划”的要点。项与年知道，对于苏区反“围剿”，光有要点是远远不够的。红军非常需要敌军的具体部署。他看到敌人的方案十分具体严密，各部队部署位置、武器配置、攻击日期、进攻路线、联络信号和口令等，规定得清清楚楚，印了一大本。项与年与有关同志商量后，决心将这个详细方案报告给党中央。他连夜用特种药水将绝密文件的主要内容用四角号码字典的字码编成密码，记在字典上，然后扮成教书先生带着字典，连夜奔赴中央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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