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1月，我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导弹试射成功。1964年秋天，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进行的是氢弹研究。聂力在《回忆父亲聂荣臻》一书中，讲述了氢弹背后的故事。
     “万炮齐轰聂荣臻”
     早在1960年底，核武器研究所在全力研制原子弹的同时，钱三强根据刘杰部长的布置，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轻核理论研究组，开始氢弹的理论探索研究。
     正当科技人员在氢弹攻关中忘我拼搏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历史大劫难的序幕正在他们身边拉开。
     “文革”之初，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周光召等一线的科学家纷纷受到冲击。不久，张爱萍、刘杰这些两弹的功勋领导人，也遭到关押。国防尖端科技项目，其实是靠着一种惯性，更靠着广大科技人员对祖国的忠诚，艰难地向前滚动着……
     父亲马上意识到，各项试验工作必须抓紧，尤其是两弹结合和氢弹，如果过多的耽搁，在运动的冲击下，就有流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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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8月23日，在第55次军委常委会议上，父亲提出：导弹、原子弹“试验基地今年试验任务重，还有些科研单位有研究任务，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推迟，目前可先按师以下单位办法搞正面教育”。
     会议同意了他的意见。
     11月中旬，父亲从新疆回北京，在西郊机场乘车进城，沿途见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高音喇叭叫得人心烦，比他们离开北京时，显得更混乱。
     途中，父亲的车子被红卫兵拦下了。刘长明(父亲的办公室主任)有些紧张，生怕有什么意外。还好，拦车的红卫兵并没有认出父亲，只是让车里的每个人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否则就不放行。不得已，刘长明征得红卫兵同意后，替父亲背了一段《为人民服务》，他们这才得以脱身。
     在“文革”的风暴中，中国氢弹的研制依靠一种惯性继续进行。经设计和试制人员艰苦努力，1966年12月，全部完成了试验装置的设计加工任务。12月11日下午，父亲参加第17次中央专委会议，讨论人造卫星研制，和即将进行的中程地对地导弹首次发射试验以及氢弹原理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会上，父亲再度请缨出征，要求到东风基地和马兰基地，主持这两次试验。周恩来望着他，默默地点点头。
     那段时间，父亲同周恩来一样，一边应付中央“文革”小组的纠缠，一边为这两次重要的试验做部署。
     12月25日，又是在西郊机场，他乘坐的飞机起飞了。在机翼下的这座城市里，北航的红卫兵们正在疯狂地向他开炮，他们贴出的大字报——“火烧聂荣臻”、“万炮齐轰聂荣臻”，随处都可见到。有人说，他到基地去，是想给自己脸上贴金。还有人说，他是害怕人民群众，借机躲出去。
     大规模武斗
     正如父亲所料，在东风基地，中程地地导弹首次试射，即顺利获得成功。
     次日，也就是27日，他飞抵马兰核试验基地。1966年12月28日，对于中国尖端武器的研制事业来说，同样是一个值得永久铭记的日子，12时整，氢弹原理装置按时起爆，雷鸣般的轰鸣震撼戈壁。这次核爆炸的威力为12.2万吨梯恩梯当量，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父亲于1月3日回到北京后，向中央专委报告了氢弹试验的设想。中央专委批准了这个建议。随后他再次召开专家座谈会，亲自部署了氢弹试验任务，研制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就在这样的时刻，2月23日，西宁市发生了死亡100多人的大规模武斗。设在西宁市的221厂技工学校，也有一部分学生卷入了这次武斗事件，导致221厂内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加剧，厂内秩序混乱。朱光亚回忆说：“这时，我们的会议才进入第二天。这一情况向北京国防科委报告后，聂帅非常重视，他意识到如不采取断然措施，221厂的科研生产及氢弹试验准备工作必然要受到影响，蒙受巨大损失，科学技术人员也要遭殃。当天，聂帅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并提出对221厂实行军事管制的建议，周总理同意聂帅的建议。第二天，聂帅指示221厂将与会专家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区，并由国防科委转请空军司令部派出一架专机去西宁，把参加会议的科技专家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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