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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冷西曾这样回忆庐山会议中处境艰难的胡乔木：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乔木同志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关节。在会议前期，即所谓“神仙会”期间，乔木同志带领我们起草会议纪要。他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意见，并系统地写入会议纪要初稿。当初稿受到一些仍有强烈的“左”倾情绪的同志的指责之后，他又在坚持少奇同志提出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原则下，力求照顾各种不同意见，对初稿加以修改。当修改稿出来以后，会议突然180度转向反右倾，《纪要》受到了更激烈的指责。有些同志把它同彭老总的意见书相提并论，横加攻击。乔木同志和我们这些参加起草的人也受到似是而非的批评。乔木同志当时既迷惑又沮丧，眼看持续半年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打断了。有好几天他一句话也不说，脸色阴沉，心事重重。直到毛主席讲了“秀才是我们的人”之后，乔木同志以大局为重，振作精神，为全会起草决议。当错误地批判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局势无法改变之后，他仍然想帮助一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他同田家英同志和我商量，建议这位参加起草工作的人写一封检讨信给毛主席，以求得谅解。乔木同志的这个好心没有得到好报。二十多年之后，这位起草参加者著书立说，扬言他写那封信是“终牛根事”，似乎是乔木同志的建议害了他。尤有甚者，这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在其著作中竟然还说他在庐山会议上保护了乔木和家英。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这位起草参加者在庐山会议后期，写了所谓“检举材料”，罗列许多“罪状”，告发乔木同志，家英同志和我。彭真，一波和尚昆同志要我们在大会上同此人对质，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同志都目睹当时会场上对质的情景。中央为此调查了两个多月，直到十月初毛主席找乔木，家英和我谈话时才算结案。事隔三十多年，知情者越来越少。我责无旁贷，要为乔木，家英两位亡友公开澄清历史事实。(吴冷西，《忆乔木同志》，载《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庐山会议从和风细雨变为急风暴雨，是乔木同志一生中从未有过的经历。一个月的紧张局势，使他心身交瘁，从此种下了尔后的极度精神疲劳的病根。
     依然是毛泽东政治秘书
     从庐山返回北京，胡乔木依然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
     到北京不久，1959年9月7日，毛泽东便写了一信给胡乔木——
     乔木同志：
     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并加以笔削，是为至要。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云横九脉浮黄鹤”之类。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毛泽东9月7日
     毛泽东所说的“诗两首”，就是他的新作《到韶山》和《登庐山》。信中，毛泽东跟胡乔木如叙家常。
     六天之后，毛泽东又给胡乔木一函——
     乔木同志：
     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
     毛泽东9月13日早上
     “霸主”指蒋介石。这一联写那个时期的阶级斗争。通首写三十二年的历史。
     信中提及的“霸主”，是指《到韶山》中“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一句。
     就在写这两封谈论诗词的信中间，9月11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严厉批判彭德怀等：“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党内。”
     胡乔木依然“评报”，只是不写社论了。从那篇《尼赫鲁哲学》之后，他就没有给《人民日报》写社论——直至1984年8月27日才重新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大量吸收先进青年入党》。
     他仿佛失去了锐气，常说自己睡眠不好。虽说他患神经衰弱症已经多年，此刻他说自己病症日益加重。
     他花费很多时间读书。1960年12月29日，他曾给彭真写了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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