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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诚说，最早转变立场的，应该是部分国民党旧军人。台湾政工人员给战俘们讲三民主义、反苏反共理论，他们则在私下串联、鼓动，软硬兼施，在不肯转变立场的战俘胸口、手臂等处强行刺上“反共抗俄”字样等等。
     “这是要断我们回国的路。”战后回到大陆的战俘张泽石说。被刺字后，很多人就绝望了。这之后，一批中共政工干部转变了立场。而且，这批变节政工干部，策反战俘 “比台湾人更卖力”。常诚分析，他们“对中共严厉的组织、军事纪律熟稔无比”，作为以往组织纪律的执行者、政策的宣讲者，他们非常清楚，带着“反共抗俄”刺字回国后会有什么结局。
     然而，按照日内瓦公约118条，“实际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他们最终仍应被遣返中国大陆。
     变节者们若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除非是能裹挟更多人造成浩大声势，迫使美方改变政策。为此，他们不惜对坚持拒绝转化的战友暴力相向，甚至残酷杀戮。
     1952年春，赵英魁曾亲眼目睹，两名不肯接受刺字的战俘被人用固定帐蓬的钉钻子活活打死。冉宏图则说，有些拒绝合作的战俘，一到天黑就被人“嘴巴一捂塞到厕所里，下了毒手”。
     “搅局者”
     最初，美国政府并不愿意把战俘送往台湾。
     1951年8月27日，艾奇逊称“压倒一切的考虑，应当是尽快地让所有联合国和韩国俘虏回来。美国的利益要求我们严格地遵守日内瓦公约。”
     11月1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发出指令，“为了使得全部或者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与韩国战俘返回，或者为了避免不可接受的拖延，或者出于防止停战谈判的破裂，如果有必要，你有权同意全部交换战俘。”
     当时，中苏的态度明确而一致。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反对按一对一的原则交换，我们建议按双方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交换。”斯大林回电：“您的立场完全正确，敌人很难提出异议”。
     谈判双方立场接近，按照日内瓦公约遣返战俘，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小小的台湾随即成为“搅局者”。
     1951年12月18日，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发表谈话称，“目前在韩境联军所掌握之中国战俘，已有多人强烈表示不愿回到铁幕之中…… 将此辈刚领悟自由意义之中共及北韩战俘强迫遣送至共产暴政巨掌之下，既不民主，复背基督教义……”
     从1952年1月15日美国参联会重新发给李奇微的指令来看，台湾当局的表态，无疑已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态度：“作为最后的立场，你获得授权同意全部交换战俘，但是不能使用武力强制遣返。”
     此后数月内，美方立场在“自愿遣返”和“全部遣返”间摇摆不定。
     1952年2月14日，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乔伊海军上将致电参联会称，“联合国军的任何单边的甄别、以期制造既成事实来解决强制遣返问题的做法，都将构成美国方面的背信行为，而且必然会引发共方对我方战俘的报复。”
     叶公超随即于2月25日通知美联社，“‘中华民国政府’对凡自愿来台参加反共抗俄工作，并经盟军考察属实之投诚‘匪俘’，均可接收来台。”
     2月27日，参联会又致电李奇微，表达了“最后的最后立场”：美国政府不会强制遣返战俘。同日，美国驻韩大使MUCCIO致电称，“我们知道我们的军方带来了很多的中国人，他们的团队分布在翻译和公民教育学校人员中……我个人有个感觉：中国人已经影响了巨济岛和板门店的事态发展。”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罗伯特阿奇奈利指出，“尽管对华盛顿的支持绝对依赖，但国民党政府远不是顺从的冷战代理人，并且对美国政治的理念和运作都能产生自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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