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两位在日本陆军中，都是威名赫赫的人物，特别是高月保。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高月保被分配到欧洲担任见习武官，1934年担任日本驻拉脱维亚使馆少佐武官，主攻对苏联的战略情报工作，被称为“拉脱维亚的樱”。
1938年回到日本后，参与对华细菌战，是指导对华细菌作战的五人小组成员之一。被杀时任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中佐副科长、华北方面军参谋。
乘兼悦郎是高月保在日本陆军大学的同学，在到中国前担任的职务是陆军士官学校战术教官兼陆军第一旅团长侍从参谋。旅团长侍从参谋这个职务听起来十分古怪，而且这个职务在日军中是独一无二的，原来陆军第一旅团的旅团长是被作为战犯起诉的朝鲜皇太子李垠。
日本吞并朝鲜后，朝鲜皇族子弟被大量送到日本接受教育和通婚。李垠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生狂热亲日，被日本授予昌徳宫李王垠称号，担任第一旅团旅团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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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垠非常亲日，但日本方面对他从不放心，监视控制的工作就落在了乘兼悦郎的身上。于是乘兼悦郎也就成为一位特殊的侍从参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巩固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方面，乘兼悦郎起着相当的作用。
两位特使都有着丰富的履历表，那么这次他们的秘密使命到底是什么呢?
派遣两位特使“宣抚”华北驻屯军的身份固然重要，但他们还有另外的使命。我们在相关档案中找到了一份秘密的文件，文件是用日文写的，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高月保到华北后，预定不再返回，转任华北方面军参谋。
在驻华日军中，推崇北进攻击苏联的将领不在少数。高月保是日本不多的苏联问题专家，他到华北还有说服北进派将领的任务，以增进驻华日军对南进政策的理解和支持。而乘兼悦郎被派到中国，则是因为他有丰富的殖民经验，可以为多田峻提供相当重要的参考作用。
对日军来说，不幸的是两位在日本陆军中堪称人才的高级军官，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他们的作用，就在皇城根被人当成了“人肉靶子”，说来也奇怪，这日本特使来中国是为了“宣抚”，没事大白天的为什么要骑着马在北京街头招摇过市呢?
我们这里还找到了一份当时北平伪警察局的公开材料，上面是这样描述的：
两个日军军官是“方面军参谋”，在骑马上班途中遭到袭击。
实际上高月保的确是还没有上任的“方面军参谋”，这可能是日军提供给伪警部门的资料。而说两人是骑马上班就更有点牵强附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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