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月保和乘兼悦郎遇刺后，虽然在现场有目击证人，多田峻迫于压力也全力督促破案，但汪伪当局的破案还是不得要领，由于目击情报不足，有限的报告中被他们通缉的人形象差异却很大，但对刺客的描述除了衣着一致外，相似之处不多。
在相关档案中的1940年12月8日警察局第四科密知特务科缉拿狙击日军人犯密知文件，是这样描述的：
年龄：三十岁左右。
身长：五尺五寸左右。
面貌：细长，大眼，颊骨高，颚尖，眉与眼之相隔稍宽，脸色苍白。
穿中国黑色小上衣，黑裤子，帽子为黑色毛反制，上顶系有结，中国式黑布鞋，灰袜，并戴黄色反制口罩。
犯人行凶后立即扶起自行车向西方驰去，形状颇为狼狈，自经过离现场西方约百米之石桥后，即不知去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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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系黑漆之新车，并无车牌、置放货物之车架及布套。
体格不瘦不胖，居具中量体形，一见可知为相当有知识之分子。
刺客被形容为“相当有知识之分子”，麻克敌是武行出身，显然与知识分子形象不符。
那么如果真是麻克敌所为，只能证明一点，那就是当时目击者所提供的消息与真实刺客的差距有多么大，并且在北平，30多岁穿黑衣，骑自行车的男子随处可见，这样的搜捕显然是徒劳的。
就在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事情在城里广泛流传的时候，一个名叫马元凯的大盗在持枪抢劫时被抓了。
经审讯马元凯承认是他刺杀了日本特使。这下汪伪警察局可算是松了一口气，迫于日军方面的压力，马元凯的自首为他们解决了燃眉之急，于是当局迅速将审讯口供交给了日本当局。
但是事情没有那么早结束，日本华北特务机关不相信，认为马元凯的供词破绽很多，而刺杀特使的作案手法很像军统活动，于是派人继续调查搜捕。
不久，北平站站长刘文修在电车上被抓了，刘文修不堪酷刑的折磨，交代出交通员任国伦。任国伦随即也叛变了。这就像点燃了导火索，爆炸是迟早的事情。
层层人员的叛变使得参加这次刺杀活动的人员陆续被捕，军统在华北的力量损失了大半。
被捕人员被关在“外寄人犯看守所”，俗称炮局监狱，并且遭到日军的严刑拷打和残酷拷问。那么，先前的马元凯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马元凯在被捕之后也被关在炮局监狱，但他不甘就此处死，为逞英雄索性自称是刺杀两特使的杀手，并与汪伪警察局一拍即合，炮制了假口供，这下真相大白了。
按照常理分析，在刺杀成功后，刺客一般都会马上撤离，可为什么之后两人非但没有隐藏，反而还高调地策划另一场刺杀汪时璟行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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