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名妓是娱乐家、职业艺人和女商人”
东方早报：《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书名包含的这几个关键词特别吸引读者的注意，为什么把名妓与知识分子放在一起甚至放在知识分子的前面?在晚清这60年的上海，名妓与知识分子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与传统中国的文人和名妓的关系有何不同?
叶凯蒂：其实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总结起来，就是上海租界在这个城市它到底属于谁?如果没有上海租界，也就没有上海名妓，这是非常明确的。上海租界的名妓最重要的客人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商人。可能一贯如此，只不过知识分子或文人当时写书的时候总是希望把自己写得处于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比如清初余怀描写晚明时代南京妓女的《板桥杂记》就记载了很多文人和秦淮名妓之间的爱情故事。
为什么把名妓放在知识分子之前?知识分子到了上海洋场基本上是拿薪水的雇员，和原来作为江南才子时的经济社会地位完全不同，而名妓到上海后的地位和原来在江南中小城镇的时候也完全不同。清代取缔了妓业，妓女不受法律保护，比奴籍还糟糕，没有任何权利， 得看地方长官的脸色过日子。搬到上海租界，有法律保护她们，租房子、开业、交税等有一套规则可循。因此可以说上海名妓的生意兴隆，和租界的保护是相对应的。相比之下，文人知识分子的地位就低了很多。许多文人来到上海，想办法用他们唯一的资本——文化教育来谋生，在租界的新媒体和各种机构拿薪水上班。去妓家饮酒、吃饭、听书都是非常昂贵的，只有当时的江南大户人家才能享受，对这些拿薪水的上海文人来说不是轻易可得的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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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以后，“野鸡”、大街上的妓女才成为主流。而晚清时并非如此，妓家以文化娱乐为主。妓院赚钱最多的是客人请客吃饭，这是她们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对高级妓女来说，性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优待。这些名妓一般一段时期内只有一位恩客，可以得到她的恩宠，有了感情之后会选择做她们的情人，但这个情人或者说是保人的经济负担很大，他们要担负名妓的各种经济需求，并需替名妓找各种借口请客吃饭，并非一般人可以做到，没有经济实力不行。
所以在租界名妓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跟在江南很不一样，在江南她们要靠名士传名、招揽生意，而在租界则无需依靠知识分子，她们是娱乐家，是职业艺人和女商人，是提供娱乐、“无她不热闹”的人物。这与原来传统的文人和名妓的关系不一样。
东方早报：传统中国的名妓往往是跟青楼等空间联系在一起的，风流文人也在这些青楼活动，以至于杜牧留下“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诗句，到了你研究的这段时期的上海，名妓的活动空间和活动方式有了哪些变化?
叶凯蒂：在传统中国，青楼是妓女的生意场。而晚清以后，妇女在上海租界的公共场合获得了空前的活动自由——她们可以出现在公共场合之中。名妓们借这个空间在公众面前新鲜亮相并推销自己，她们建立女书场，坐马车，吃大菜，上戏园，逛公园，去赛马场，到茶馆、书场公开演出，唱猫儿戏。在北京和天津等地，直到19世纪末女子都不能进戏园，更别说去茶馆了，北京后来允许女子进入戏园是1900年以后的事，但男女观众席是分开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上海租界的戏园开张以来，名妓就是最忠实的观众。她们把生意拓展到公共场合，完全和租界的环境有关系，当时在中国其他任何城市绅士们都还不允许妇女到大街上去，只有在租界可以。租界的法律是只要你交税，只要不犯法，人人都可以走在大街上。当时报纸上有讨论，说要工部局制裁名妓，工部局回答说，我们不是评断人们的道德的机构，只制裁你有没有犯法。所以可以说是租界给了名妓机会，在租界她们有这样的权利，甚至有名妓穿得像朝廷大员，坐轿车前面挂灯笼大书“正堂公务”。她们成了上海一景，享有其他任何城镇没有给予的在公共场合自由出入和表演的权利。这些公共活动把她们和其他城市的名妓区别开来，她们从讨少数人欢心变成了娱乐大众的公众人物。
“上海名妓是新式娱乐出版物中的焦点”
东方早报：你在书中细致地梳理了上海的各种报刊尤其是一些小报(比如《游戏报》等)在塑造上海名妓这个大众明星群体过程中的作用，而知识分子又是报刊最主要的作者、读者和编者，如何评估作为现代中国新生事物的大众报刊在塑造名妓与知识分子新型关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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