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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李伯元这样的新兴报人，如果仔细看《游戏报》，你会发现他有一个核心思想：他认为妓业是应该有品位的，应该有它的职业标准，比如怎样应酬等。我们现在一想到妓女就想到性，这其实是很窄很现代的看法。确实包括性，但妓业基本的服务是文化娱乐，是饮酒、吃饭、谈吐，有点像日本的艺伎，但不完全一样。上海名妓有更多的独立性，自己创业、创新，比如到静安寺唱猫儿戏。日本艺伎要接受很严格的训练，就像当时中国的曲苑，但没任何可能性自己来创业。我发现，只有上海妓女有“自家身体”的概念——我的身体属于我自己，她们管自己叫“生意郎(上)人”，自己可以开业，没有老鸨。这可以说是现代女商人的前身，她们能做自己要做的。当时上海名妓有自己的楼，比如胡宝玉就是很富有的。所以作为当时中国新媒体的报纸改变了妓女和文人的关系。
     上海名妓是画报、娱乐小报等新式娱乐出版物中的焦点，从庆祝生日的宴会、新开张的妓馆、和客人之间的酸甜苦辣，到她们的出游、衣着、彼此之间的友谊与不和，她们给这些出版物提供了数不清的机会来报道她们的一举一动，而这些出版物也无限扩大了她们作秀的舞台，把她们在上海公众面前的自我表演转化成了全国的新闻，将过去的名妓形象变成了全国知名的明星。而名妓的形象也为这座城市提供了最细致入微的讲述，上海文人塑造上海名妓形象的过程也是这些文人自己的人生过渡期，他们通过名妓的形象探索着这个城市的各个维度，以及他们自己在其中的角色。
     东方早报：你在书中专辟一章分析晚清绣像小说中上海名妓的形象，上海妓女的文学形象大致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变化?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
     叶凯蒂：这个很有意思，“狭邪”小说鲁迅也研究过。我主要讨论的是上海妓女的形象和当时人们对于上海的感受方式和理解形式的互通之处。在人们幻想上海是天堂和蓬莱仙岛的1880年代，从当时旅游者留下的笔记来看，上海形象非常正面，干净、现代化、有秩序，有风格各异的宏伟建筑、公共花园、水龙头、抽水马桶、亮闪闪的街灯，经济、娱乐业都很发达。到了1890年代，甲午战争以后，租界从原来只能通商变为可以有工业投资，外地大量民工尤其是女工进入上海，上海开始变成有工厂、有工人的工业城市，而不再是游客的乐园。这时上海的形象就开始有一定变化。
     租界建立之初就有自己的娼优文学，王韬留下了有关租界名妓的最早的文学作品，之后黄式权和邹弢也为塑造幻境般的上海形象尽了一份力。他们描写上海种种引以为豪的事物，笔下的妓女品格高调，是技艺精湛的职业艺人，且有情有义，与晚明时期的名妓十分相似。而到19世纪末，一批小说以新式的上海名妓为主角，打破了此前如霍小玉、杜十娘、李香君等名妓那种正面的“奇女子”形象，不伟大，不浪漫，不感伤，也不理想主义，美艳迷人却精明狡猾，有时不讲道德，永远都工于算计，眼中只有生意、权力欲和自我满足。上海形象也随着妓女形象而产生很大改变：既是有诱惑和吸引力的，又是有腐蚀力的;既是非常华丽和物质的，又是使人堕落的。上海名妓是这座城市多侧面、不断变化的隐喻。她是贪婪和开放的产物，她所展现出来的自由和辉煌代表了城市的富裕和虚浮。她同时代表着天堂的梦幻和地狱的梦魇。
     而妓女的文学形象如何从唐传奇明小说中的“奇女子”变为晚清上海“狭邪”小说中的“奸谲”，这和妓女本身的关系不是很大，而主要还是人们对上海这座城市认识的变化。文人对上海的热情似乎在1890年代冷却了下来，写作风格变得更现实主义。上海从1870年代的蓬莱仙岛、1880年代的梦境变成了大游戏场。这个视角的转化更多地揭示出上海文人自我评价的转变。他们的价值观和特权地位受到了威胁，因而对城市和名妓也采取了更为冷峻的视角，在他们看来，名妓正是鄙俗的商品化的象征。所以说，他们笔下的名妓形象也间接反映出他们如何评价自身价值以及他们和上海的关系，折射出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矛盾情感。
     “上海名妓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社会现代性”
     东方早报：你在结语中写道：“上海名妓显然是十分出色的历史主体。这群拼命追求新奇、时髦和享受的女子，令西方设施成了最令人向往的奢侈品，她们不遗余力地自我标榜也为女性开启了公共空间。”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妓女即便是名妓也是受压迫者的群体，你是在有意为晚清民国上海的这一边缘群体翻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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