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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定思痛，徐朗西在四一二事变后便积极致力于营救上海、广州的革命者，同时在上海创办了新华艺专，自任校长，并从此不参加国民党的军政活动。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徐朗西完成了从一个帮会中的革命分子到“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真正革命者的转变。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党员张国威曾致函徐朗西，称赞道：“先生公义为怀，站在劳苦大众方面，过去对于我们工作屡力帮助，我们是十二万分的感谢，欢迎先生和我们站在抗日的一条战线上，共救民族的危亡。”在中共的争取和鼓励下，徐朗西在上海沦陷后，从有利于共同对敌出发，除了与中共地下组织经常保持联系外，还把国民党军统的地下工作人员程克祥、彭盛木、彭寿三人介绍给周佛海，使他们得以打入汪伪内部。这时候，周佛海也急于向重庆方面靠拢，就利用程克祥等和戴笠接上了关系，提供了一些有利抗日的情报。而这些情报徐朗西都及时向中共地下党作了汇报。  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中，徐朗西通过胡振家(即胡英)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密切联系，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营救被逮捕的革命志士。他的儿子徐晓耕也奉父命奔走于各特务机关之间。其间有的同志被保释了出来，而有的由于被特务掌握了确凿证据，实在无法保出，则给予生活上的照顾。徐朗西的一家都为党的事业作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徐朗西创办了洪门社团“云社”，以吸收工商、文化界分子为主。其实质与原“峪云山”没什么两样，不过在上海帮会中它是以势力雄厚、作风正派而着称的。 徐朗西生平很看不起鸦片贩子，如盛幼庵、李筱宝、王永康等，对黄金荣、杜月笙的贩毒行为更是深恶痛绝。当徐的妻子病故后，他想在中华艺术专科学校办一个图书馆作为纪念，艺专的教务长汪亚尘闻讯后马上透风给杜月笙。杜月笙正想找机会拉拢这位青洪帮头面人物，于是让魏廷荣代为转送五百大洋给徐朗西买书用，徐婉言谢绝了。后来杜月笙碰到他时说：“我的钱虽然来路不正，但送给你办对社会有益的事，何必拒不接受?”徐答道：“谢谢你的好意，我也知道用这笔钱买书供大家看，是对社会有益的事，但是万一读者们看书时，闻到书页上的鸦片烟味，叫我怎样做人!”可见徐虽为帮会中人，与各大帮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对于帮会中的肮脏行径，却决不同流合污。 上海解放前夕，徐朗西接受中共党组织代表胡振家的指示，联络帮会控制的码头和三轮车同业公会，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准备迎接解放。这时候国民党特务已经觉察到他和中共有联系，但因没有确凿证据不敢下手。1949年春，南京政府派于右任、戴传贤等国民党元老到上海劝徐举家迁往台湾。徐朗西和于右任是陕西小同乡，并且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在一起闹革命，但是当于劝他时，他毫不客气地说：“胡子!我去台湾干什么?我宁肯在上海当‘顺民’，也不愿动!”并且反唇相讥道：“你从前是反蒋的，蒋给了你院长，你就‘委员长万岁’了!”说罢哈哈大笑，终不为所动。 国民党方面派人“劝驾”，不过是“先礼后兵”的一着，一旦劝不成，便准备下毒手杀徐。一天徐的儿子徐晓耕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几个高级官员在一起吃饭，酒酣耳熟时，有人向在座的参谋长询问：“如果徐郎西拒不赴台，且与中共继续联系的话，我们将怎么办?”这位参谋长断然回答道：“必要时，我们对他也只能不客气了!”其实是故意露风给徐郎西。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曾动员过徐朗西和一批民主人士一起从香港转道北京，但由于徐安土重迁的思想很重，一时下不了决心。可当他从儿子口中得知这一情况时，感到事态的严重了。于是他迅速与胡振家联系，经中共地下组织调查证实了徐晓耕的判断，并建议他秘密飞往香港，再转道北京。 1949年5月上旬的一天，徐朗西化了装，由儿子徐晓耕亲自驾车，混过国民党特务的重重盘查，终于登上了从龙华机场起飞赴香港的最后一班飞机。后从香港转道天津到达他向往已久的北京，并且被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回到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为新中国的建设效力。1961年10月在沪病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