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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北村恨铁不成钢而愤愤然：“日本人曾经在中国无恶不作，但真比某些中国人更坏吗?他们在食品上互相投毒了吗?为泄愤去幼儿园杀幼儿了吗?把化学污染物压进地下水了吗?饿死过上千万本国人民吗?出卖过国土吗?为援助外国人牺牲过本国人吗?官员轮奸过本国幼女么?迫害过为国家而战而被俘的人吗?毒死人的企业官员不谢罪反升官了吗?” 国民性不堪至此，定是文化出了问题，制度出了问题。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鲁迅致力于国民性批判，不可谓不痛。然大几十年过去了，现状可否改观?多数人持悲观态度。作家刘震云接着道：“中国的国民性自鲁迅时代以来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阿Q精神在今天仍然适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源于他对周边环境的恐惧感，而今天我们身边这种恐惧感仍未减少。 不仅没有减少，相反，中国人现在除了恐惧，还缺乏对未来的远见，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国民性问题。”民族主义极易煽动，你可以借势利用之抵制日货，甚至可以砸毁日系车辆，然谁有能力改变这个民族的劣根性。 鲁迅说“中国是世界上国耻纪念最多的国家”。历史上，除夷狄对华夏的荼毒，多数时候是自己人戕害自己人，自己人屠戮自己人，其残忍程度绝不亚于外人，只是家丑不可外扬，史料中难免遮遮掩掩。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耶鲁大学华人经济学家陈志武曾言：“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用，朝鲜可以用，政府可以用，官员可以用，富二代可以用，二奶可以用，唯独老百姓不能用。”对外要脸不要钱，对内要钱不要脸。时代真的仁慈了，大规模的肉体灭绝停止了，却将精力与用心全然转到了经济上的巧取豪夺、蚕食鲸吞。 鲁迅还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所以出现“为人莫当官，当官皆一般。换了你我去，恐比他还贪”，也就不足为奇了。英国人赫德管理的中国海关，竟是晚清最为廉洁高效的部门。这已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终要归结到制度的设计。 1921年12月5日，张作霖在一次采访中道：“中国之坏，就是坏在官吏，办公事的人，只贪图私利。拿京奉铁路说，内中的弊病太多，说起来把人气死。外国人说中国穷，其实中国何尝穷，只不过钱都饱入官吏私囊了。中国财政，只要有个好人整理，官吏都奉公守法，那一点外债算个什么。”此话由一位土匪出身者说出，意味深长，较之匪，官之祸尤重。 民国十三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喟叹：“现在中国人的心理，对于本国银行都不信用，对于外国银行便非常信用。”在广东，“一般人民都情愿藏收外国纸币，不情愿收藏中国现银。”认为这是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先生将国人之智严重低估了。后生韩寒之言，每有睿智：“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和官员们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官员是体制的代言人，民众与官员的矛盾，说白了是与体制的对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