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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社会环境与思想观念历数千年而变化不是很大。例如，直至本世纪五十年代，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出版收有部分房中术内容的日本古代汉医学名著《医心方》时，全国妇联还提出抗议，要求删除这些内容;直至八十年代，美术学院绘画专业的师生要画裸体模特儿，中小学校要开设性卫生教育课程，还必须将已故政府总理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所作的指示作为法宝祭起，方能逃脱“流氓”的骂名和道德与法律的追究;直至九十年代，在某省级的“扫黄”成果展览中，还可以看到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人体艺术画册被视为淫秽黄色物品。如果说这些是普及于社会，恐怕误导素质不强的社会大众步入邪途(不进行普及教育又何能提高素质?)，那么，在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时又是怎样的呢?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李零先生在进行一项严肃的学术工作即将荷兰学者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翻译成中文时，必须参考该书引用的清代小说《肉蒲团》。他所供职的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为了查阅此书，他经过“三四道审批”和“多次'提审'，反复盘问”，“才获准查阅指定的那个第三回”。在有关负责人的现场监视下，他“感到浑身的不自在，好像囚犯一样，暴露在一片可疑的眼光之中”。最后，剩下的几条材料，他还是请留学于地球另一边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朋友帮忙查找抄写好寄来(见“译后记”)。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社会人文环境。试想，在这样的社会人文环境中，欲与西方性学试比高的中国传统房中术能够“健康”发展吗?能够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吗?何况，何谓“健康发展”，何谓“不健康发展”?何谓“主流”，何谓“末流”?何谓“精华”，何谓“糟粕”?标准在哪里，谁制定的，谁又有权利制定标准宣布它是唯一真理并要求大家无条件地与其保持高度一致?今是而昨非的历史虚无主义与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固然不对，见到洋人有什么我们就有什么而且比他们历史更久品质更佳的国粹主义何尝又对!将历史如何如何辉煌、祖先如何如何伟大时刻挂在嘴边的文化往往是现实世界“无可奈何花落云”的弱势文化，是民族自信心极端不足的一种表现。自己现在的孩子出生时的体重只有五斤、六斤，比不上人家的孩子，就一定要将已故多年的十斤老爷爷、九斤老奶奶搬出来，又有什么意义!更何况人所比者在素质而不在体重，买个烧饼也不是看大小厚薄而是看馅料的质量，文化所比者在于面对现实步入未来所具有的持续而又旺盛的生命力，而不是历史的悠久厚重。包袱背重了压弯了腰将影响前瞻的视野和行走的步履。放眼世界，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都无可奈何地坚守在第三世界毫不动摇，仅有数百年文明历史的国家超过了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对人类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这正是中国古训所教导的：有志不在年高。  后面内容更精彩 点击图片进入下一页还是同一个房中术，自己看了是封建糟粕，是污秽淫乱，是诲淫诲盗，是禁书毒草，一旦被外国人看上说了一些好话，出口返内销，又成了科学，成了宝贝，成了国粹，成了能借以傲立于世界前卫科技之林的文化遗产，成了(主要是医学尤其是中医学)研究者的热门课题，成了出版商出版的热点，成了医药商热炒的对象，成了千百万“肾虚”阳痿者的疯狂追求。近十余年中，数十种以性科学研究之名出版的房中术书籍涌向了社会。从禁锢走向开放，让神秘揭开面纱，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三人成虎，使人们以为，房中术就是性科学(简称“性学”);中国古代的性科学不但内容丰富无与伦比，而且比他国产生得更早。这里澄清几个问题，或者有助于走出认识的误区。 其一，房中术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在上面已经作了回答，这里可以归纳一下。“房中”又称“房内”，字面意思为“房室之内”，暗喻“性事(活动)”，即所谓“房事”;荷兰学者高罗佩以“中国古代房内考”作为自己著作的中文书名，所述内容其实身不止是房中术，而是其英文书名所表达的内涵更为广泛的“中国古代的性生活”，或副标题所表达的“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房中术”的字面意思为“房事之技术”，亦即“性事之技术(技巧)”，涵义较为狭窄，讲求的是通过性技巧达到性活动的感官满足，进而达到养生健体乃至长寿成仙的目的。为了这些目的，除了设计诸多可供变换的性交体位与方法外，还借助许多器物与药物来“补肾”、“壮阳”和“助情”。这些器物名目繁多，见诸文献者有数百种之多。 其二，房中术不等于性科学。正如古人所说的：“食色，性也。”饮食与性行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但是，有了性活动并不能认为就已经有了性学(包括欲与“性学”进行类比的“房中术”)。能够称之为“学”，光有性行为、性技巧或靠寻章摘句得来的只言片语也不行，必须还有一套理论。自秦汉以降，产生了一套与房中术相辅而行的养生理论，但也仅仅直接指向性交本身，不但无法与西方性科学的体系叫阵，甚至不能涵盖性医学的全部内容。“性(科)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见仁见智，无法统一，但大致的框架还是相同的。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性科学》一书为例，该书分为十二章四十余节，十二个标题分别是：性的自然史、性发育史、性解剖学和性生理学、临床性医学和性治疗学、性心理学、性行为学、性社会学、性伦理学、性犯罪学、性教育学、性美学、对性的哲学思考。如对中国古代房中术的内容进行分类，可以日本医家丹波康赖的《医心方》(984年)为例。该书为已知收录中国古代房中术内容最齐并作了分类的古籍，于第二十八卷下列有三十个子目，分别为：至理、养性(生)、养阴、和志、临御、五常、五征、五欲、十动、四至、九气、九法、三十法、九状、六势、八益、七损、还精、施泻、治伤、求子、好女、恶女、禁忌、断鬼交、用药石、玉茎小、玉门大、少女痛、长妇伤。其具体内容不便细论，但范围未能超出上述马王堆房中书。中国古代房中术的内容不会超出古代医学的范围，甚至还不能等同于性医学，而只是介于古代性医学与养生学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分支;现代性科学的涵盖面则远远不是性医学可以包括的。两者比较，答案自明。正是如此，在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中，往往将其归于医学类养生项下。其内容被一些医学著作收入。许多科技史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只有技术，此说当然偏颇，不能苟同，但也未必全无些许道理。房中术不能等同于性科学，亦是如此。即使是国外学者，如对中国文化有所偏爱的李约瑟和高罗佩等人，也只是认为中国古代的房中术为(西方的)性学研究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异质文明(东方)中人类性行为的历史素材，是研究和了解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的宝贵资料。 说起偏爱，不能不提到李约瑟。李约瑟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研究。他偏爱道家乃至道教，并按照道教徒的习惯给自己起了一个道号。高罗佩在其所著第一部关于中国古代房中术(以春宫版画为主)的著作《秘戏图考》中述及，当他接触到道教房中采战术时，感到震惊，便在书中使用了“性榨取”(sexualvampirism)这一概念，并以“妖术”(blackmagic)名之。李约瑟反对这一提法，认为道家相对于儒家而言更尊重女性，并将女性作为性伙伴而不是性工具对待。自认为是一个“外行”的高罗佩便在后来所著的《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宣布取消这一提法。实际上，道教房中术中以女性为“炉鼎”采取精阴之气以补阳的记载随处可见，无法否认;“令女”在性交中摆出各种体位姿势，然后性男性在其身体上施行相应的术式以行功，更是房中书贯彻始终的叙事语言。无论怎样解读，都得不出女性是男性的性伙伴而不是性工具的结论。即使在古代，这种形式的房中采补术也被视之为犯罪的“妖术”而加以严惩，书证甚多，毋庸赘述。从犯罪学的角度看，既有犯罪的动机，又有犯罪的行为，还有相配套的理论，未能真正在作为性工具的女性身上榨取到什么精阴之气，并不是未能实行，而是男性的那话儿客观上并不具有这一特殊功能，犯罪事实俱在，为之掩饰又有什么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